清史民国小说被禁止了为什么_清史为什么叫清史稿

《清史稿》是清朝覆亡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支持编纂的清史，因最后未经审订即匆忙刊行，故名为“稿”。其编纂历时14年，前后数百人参与，全数合计800多万字。

民国三年(1914)春，北洋政府国务院召开会议，建议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并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其呈文首先回顾了中国悠久的修史传统，“春秋而降，凡新陈之递嬗，每记录而成编”，“盖时有盛衰，制多兴革，不有鸿篇巨制，将悉以窥前代之盛，备后世考镜之资”。呈文提出纂修清史是民国政府的职责，并且时机已经成熟：“尤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穷。”这是北洋政府修清史的第一份指导性文件，这一思想贯穿《清史稿》纂修的始终。

3月9日，袁世凯颁布设置清史馆令 。 为了延揽旧人，他致函聘请武昌起义后避居青岛的前清东三省总督、正蓝旗汉军赵尔巽担任馆长。9月1日，清史馆正式开馆。

赵尔巽指出：“往代修书，即以养士”，他也照此办理，“以絷逸贤”。史馆初开，他即“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先后聘请百余人参加修史工作。

修史者多是前清遗老，抱着“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的念头为之。如后任代馆长的总纂柯劭忞在清亡前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总纂缪荃孙曾授国史馆一等编修，赵尔巽称其“身为旧史”；还有曾任布政使的王树柟，任知府的夏孙桐、张尔田；在京师大学堂任教习的马其昶、任提调的金兆丰等人，大多在辛亥革命后退归故里，隐居不仕，闭门著述，然而，他们对“家国存亡之故，未尝一日释怀”。

当然，《清史稿》纂修者也并非全为前清遗臣遗民。如吴廷燮虽曾署理知府，但民国以后即担任大总统府秘书、主计局(后改称统计局)局长；金兆蕃时任北洋政府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吴氏曾建议修志多附图，金氏曾建议增设民俗、宗教诸志，均未被采纳。

开馆之初，北洋政府拨付的经费非常充裕，初稿撰写较为顺利。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争权夺利，修史经费大幅削减。1917年张勋复辟，史馆闭馆数月。后来虽然复馆，但政局混乱，经费无着，仅剩少数人勉予维持，修史工作基本停滞。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大元帅， 在他的资助下，延宕已久的纂修清史工作准备用几年时间完成统稿。不久，赵尔巽因时局莫测，自己又病入膏肓，决定提早付印。

9月3日，赵尔巽病故。张作霖按他的遗愿续聘柯劭忞兼代馆长，并派袁金铠办理刊印。袁金铠又推荐金梁担任校对。刊印之事最终由金梁一手主持，仓促进行。金梁在他的《〈清史稿〉校刻记》中说：“稿实未齐，且待修正，只可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矣。”

1928年4月， 奉军全线崩溃，局势越发紧张。端午节前，《清史稿》印毕，金梁把其中400部运往东北，这一版后来被称为“关外本”。史馆中人随即发现金梁有修改文稿的地方，柯劭忞等人将剩下的700部加以抽换改正，这些后来被称为“关内本”。

1934年，满洲国时期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 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二、同一篇中内容改动。关内本抽换了关外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外二次本压缩了赵尔丰传。

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同月，故宫博物院接收了清史馆，后组建 “清史长编筹备会”， 准备另行编写一部《清史长编》。

次年10月间，原清史馆职员刘赞廷呈文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提出公开发售《清史稿》“供诸民众，以便正确修订”的建议。国务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决定将《清史稿》及清史馆所存书籍统统运往南京。

16日，易培基呈报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称“窃查《清史稿》一书……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列举《清史稿》内容“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合”“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志传互相不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浅陋”“忽略”等，共19项罪名。这些罪名的分类归纳及排序有些混乱，可见起草之时因情况紧急未及详审，仅是堆砌罗列了存在的问题。呈文建议将“《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待故宫《清代通鉴长编》(即为前文所述的《清史长编》)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20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清史稿》永禁发行，长编准其完成，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具呈报告蒋主席请示。

1930年年初，300余部《清史稿》运抵南京，国民政府将其分发给有关部门、各国立省立图书馆及部分高级官员阅读参考。2月19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要求《清史稿》“所有从前已经发行者，应一律严禁出售”。

1934年年底，因为编纂《清史长编》的计划已经停顿，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核发《清史稿》，由该院负责纠正。一年后，参议员吴宗慈起草的《检校〈清史稿〉报告》完成，教育部将该报告送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求意见。该所所长傅斯年指出：“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且十年来史料之大批发现，史学之长足进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难。非以长久之时期，大量之消费，适当之人选，恐不能济事耳。”

之后全面抗战爆发， 抗战胜利后又爆发了国内战争， 几次动议却又屡次搁置，直到败退台湾之前，始终未能重修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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