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从小到大，我们大多知道的长征是：1934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等主力以北上抗日、突破国民党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的，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途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甘肃、陕西等11个省，穿越汉、苗、壮、彝、回、藏、瑶、纳西、羌、蒙古等10多个约2亿人口以上的不同民族地区，进行大小战斗1500多次，于1936年10月成功会师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时2年，行程最远约两万五千里，最短近万里。同时，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牵制了国民党军队，陕甘红军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东北抗日联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最早抗击日本侵略者，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为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
我们还熟知：红军长征途中留下了人类罕见的摧坚历险、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卓绝，彝海结盟热呼衷肠；我们都会吟诵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我们也都能哼唱几句《长征组歌》。
然而，在丰富浩大的历史内容和不可胜数的英雄业绩背后，在毛泽东英明领导和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光荣之外，长征的胜利还有一个你过去也许不太了解的原因，一个你同样不可以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对长征胜利的重要贡献。
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展了对少数民族、宗教人士、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上层人士等的统战工作，使红军避开了敌人围追堵截，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了战略转移。
长征中形成、发展、积累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联合政府、多党合作、民族区域自治等原则、政策和制度提供了依据；长征中逐步构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广大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族群，促成了自近代以来全民族团结抗敌的崭新局面，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基。
一、长征前，毛泽东看到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说早点看到就好了，就不会犯那个错误了。
恩格斯1840年10月首先提出并使用“统一战线”这个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重要著作中，揭示了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团结统一，工人运动中的各个政党、派别之间应结成统一战线。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复强调，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这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获得理论启蒙。“统一战线”又称“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最早使用“联合战线”概念的是陈独秀，使用过“联合战线”或“民主联合阵线”概念的是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1925年8月，中国共产党正式使用“统一战线”概念，瞿秋白是第一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中国化。由于缺乏对国情复杂性的深刻认识，缺乏对革命理论和实践及革命条件的深刻理解，在制定统战政策时走了弯路。1921年党的“一大”对其他政党采取“排斥”态度，1922年党的“二大”改变态度并提出了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1923年党的“三大”确立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在1923年就提出了“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的思想。但“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党内，盲目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联合“下层”的工农商学兵，错误判断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对待民主派别实行关门主义政策，完全排斥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可能存在的联合，甚至提出全党成分工人化的要求，因而在搞武装斗争时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单纯的工农联盟，强调革命力量要纯粹又纯粹，在军事上和城市工人运动中采取冒险主义方针，导致了国统区党组织几乎全部损失，革命根据地损失90%，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挫折。
毛泽东长征前看到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说早点看到就好了，就不会犯那个错误了。他后来又两次总结教训，在1949年12月时说“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不是因为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了。”1954年时他又说“瑞金时期是最纯洁了，最清一色，但那时是我们特别困难的时期，结果失败了。真理不在于清一色，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排斥在统战范围之外，我们当时是很纯，但力量也很小，导致失败导致长征。”
二、从长征开始，中国共产党频繁使用“统一战线”一词，赋予了其饱满的内容。
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一个政党在成长的道路上都会有历史的局限性，都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问题是能否认识错误，更有信心和勇气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党。
国民党军队长年军事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第五次“反围剿”损失巨大，极左经济社会政策把持，战争严重破坏，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苦，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听信一些报刊及传闻，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畏之如虎。
挫折使人清醒，清醒始于长征。
毛泽东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会议在长征开始不久的1935年1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抛弃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找科学方向的实践，一系列带有独创性的革命斗争经验相继得到理论概括。
总结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和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从生死存亡的考验中认识到，要支撑起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巩固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统战思想和多党合作思想的重大转变，为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奠基，并使中国革命独具特色，更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命运。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初期，强调统战工作要做好群众工作，开展宣传鼓动瓦解敌军；遵义会议后抓住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倾向，克服“唯成分”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了“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厘清了对中间阶级阶层及阶级属性的认识。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批判、纠正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开始重视敌方矛盾及中间力量在革命中的作用。特别是红一、红四方面军1935年6月在川西北金川流域，动员、团结联合藏族民众，相继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党、青年革命党、喇嘛教改进会等群众革命组织，建立反对民族压迫以及赞成民族独立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喇嘛和一部分小土司上官的联合战线，是长征时期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雏形，也预示中国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的新开端。
较为全面探索了解决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道路。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广泛接触，从处理的纷繁而紧迫的民族、宗教问题中，继承了起过积极作用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是纠正了脱离具体实际民族宗教政策，如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是实行民族自决和联邦制，规定凡从事牧师、神父、和尚、道士、斋公、看地、算命、卜卦三年以上的“宗教职业者，未有选举权，并不得分配土地”等。
长征中，中国共产党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中国化的转变，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展开的序幕。
三、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倡导和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整个民族的坚毅和顽强紧紧相连。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始终站在顺应人心的救国抗日的制高点上。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于7、8月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内战，组织起全中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行“全体同胞总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初步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范围超出“下层”的工农商学兵联合，扩展为愿意抗日的各种党派、组织、行业、民族的大联合，把一切有抗日愿望与要求的人，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都纳入统一战线中。
《八一宣言》发表后广泛流传，许多学生读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退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后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张学良看到后请杜重远帮他联系中共；蒋介石看到呼吁各党派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时，认为借此可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
1935年12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正确估计当时政治形势，理论论证了“各党派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明确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妥协性兼具的“两重性”，指出革命不仅需要主力军，还需要同盟军。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应该善于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争取最后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八七会议以来政治路线的重要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长征中后期的统战政策更加开放，统战策略更加灵活。从1936年2月到4月，中共中央先后呼吁立即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央红军发起东征战役，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以及各党各派提出六项共同行动纲领。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适时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为最终的“联蒋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英美派等一切抗日力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足陕北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人心，壮大了力量，使政治动员、作战特长、组织群众的优势得到发挥，为直接面对整个中国社会及各种政治力量，调动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提供了巨大运作空间。
四、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社论指出：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
中央红军长征371天，经过少数民族地区132天；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在少数民族地区达15个月；红二方面军驰骋18640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5660公里。
红军长征穿越了苗、瑶、壮、布、藏、羌、回、彝、纳西、东乡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地域辽阔，山高路险，经济发展缓慢，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对立、仇视。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下，不断转战、突围。为消除民族隔阂及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疑虑和戒心、顺利抵达甘陕地区会师，中共中央设置了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具体政策，各路红军发布有关指示、决议、布告、宣言，张贴通俗、形象的标语、法规、口号、壁画，使少数民族了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桂民族区域宣传共产党主张平等、民族自治。1935年《八一宣言》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毛泽东亲自对红军官兵交待：你们必须与各族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以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
红军总政治部提出了联络和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并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盟，改变了过去把少数民族上层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并列一起反对的政策；红军规定绝对不打彝民土豪、不打藏族土豪、不立即提出没收土司的财产土地等。1935年5月，刘伯承主动和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小叶丹等彝族民众的护送红军畅行七天直达安顺场，赢得了抢渡大渡河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争取白利寺活佛格达的支持走出了草地，在甘南卓呢争取土司杨积庆撤除工铁布防线顺利转移。
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虽出身贫苦、目不识丁，但言行真诚朴素、以身作则，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每到一地立即派人调查当地风土民情并印成“情况通报”，把民族政策编成歌谣来宣传；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编写少数民族与汉族语言文字对照表，汉文和少数民族语文同时使用；保护少数民族人民利益，严守纪律，所到之处不随便进民房，不吃老百姓的饭，为老百姓背水劈柴、救疾治病。少数民族群众从中看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区别。
红军帮助各民族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吸收少数民族优秀分子或分配少数民族红军干部战士参加；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开办学校培养藏族干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办蒙、回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等；提拔和使用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如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是满族、红九军团长罗炳辉是彝族、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师长马骏是藏族、大金川省回民委员会主席肖福祯是回族阿訇等，为建立红色政权提供了人才，为民族区域自治准备了人才。
少数民族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真诚、团结他们的真心，最大支持了已无根据地可供依托、经年远征作战的红军，黔西北苗、回、彝、汉5千余人参加中央红军；献出家中门板铺垫泸定桥、赤水桥，使红军跳出敌人包围；掩护红军伤病员，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使这支脚穿草鞋、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队伍锻铸成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之旅。
蒋介石指望红军被消灭在民族关系紧张的藏、回地区，还飞到成都命令华西军阀消灭进抵彝族地区的红一方面军，重演石达开的太平军在大渡河一带被消灭的历史，但幻想破灭了。
朱德说:“我们体现了马克思的名言，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蒋介石在成都等待了好几个月，可是历史并未重演。”
五、红军所到之处，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对寺内大殿和经堂派岗加哨，对佛器、经书、建筑严加保护。
长征中，红军在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宁夏、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滞留最久，这里的苗、彝、纳西、傈僳族等信仰基督教、天主教；藏、土家、纳西族等信仰佛教；白、瑶族等信仰道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
中共中央发布宗教工作决议、布告及指示，在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同时稳妥处理宗教问题。
各路红军进驻少数民族地区时郑重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红一方面军1935年9月到达甘肃哈达铺回民区，特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获得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营；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等。当地回民看到红军到郊外煮饭，顿生好感。
贺龙部途经云南中甸藏传佛教最大喇嘛寺时，表明共产党尊重宗教信仰，红军不动喇嘛寺内的一切，加岗放哨保护寺庙、僧侣们的安全。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彝族聚居区，规定不许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及时查处了个别战士将喇嘛衣服撕破打草鞋、将经典用来铺睡等问题，并“处罚十一团政委（给以警告），并印发通令公开在支部各种会议上斗争”。
红军努力推行政教分离政策，主张民主管理宗教。1935年6月，红军在给康藏民众的宣言中称：“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时人民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宗教不得干涉政治。”1936年3月、5月，红四方面军先后指出：“政教必须分离，喇嘛等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同时宣布“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
红军加强与活佛、阿訇、祭司等宗教上层进步人士的沟通与互信，吸收当地头人、土司、喇嘛和阿訇等宗教上层进步人士参加建立地方民族政权。毛泽东、朱德、贺龙、刘伯承等都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有的还订立了政治或军事联盟。陕甘回族中的一些阿訇以及其他许多信教的爱国者支持红军、参加革命；贵州镇宁布依族头人陆瑞光护送红军过境英勇就义；松潘羌族世袭土司安登榜放弃土司地位和家业参加红军。
对虔诚传教并对中国革命予以同情的外国宗教人士宽以相待，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至贵州境内扣留了天主教瑞士籍勃沙特等人，带勃随红军长征并在生活上照顾，肖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为勃获释饯行并提供足够的路费。勃沙特1936年1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回忆录《神灵之手》，以其与红军相处十八个月的经历告诉人们:“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该书帮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扩大了影响，回击了西方和国民党对红军诬蔑、攻击舆论。
六、著名史学家胡绳说：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
中间力量主要指部分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以其特有的社会面貌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份量不小；在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文化教育界、政治经济界、科学界以及爱国青年学生、华侨中有地位，影响不小；创办了许多报刊引导社会舆论影响政治走向，政治上活跃且步调基本一致，力量不小。
抗战之初，有的中间力量轻信国民党的抗战许诺，把胜利的寄托押在蒋介石身上；有的中间力量公然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陕甘宁边区，将马列主义暂搁一边。国共双方虽都力争中间力量站在自己方面，但都不会使自己的政策受中间力量的左右。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率先提出红军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同感共产党民族精神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热烈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呼吁国共两党“互相宽容”、“破镜重圆”，对蒋介石形成了巨大政治压力。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实行合作最直接、最基本的动因。1935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敌, 非全国抗战无以图存”。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由最初的反蒋排共转变为反蒋联共抗日，逐渐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 280 余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虑和奋起救国的决心。
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感到，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以极大的政治情怀和社会责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的让步，应以行动积极配合。
宋庆龄坚决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月,请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牧师到延安，使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关系重新联上；同时，宋庆龄又协助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去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不仅首次让世界了解到红军，而且使国统区中很多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从不理解到心存同情再到隐约怀有某种期许。
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赴上海，紧紧依靠鲁迅，与茅盾、郑振铎通力合作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9月中旬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郑振铎、林语堂等21人在宣言上签名，文艺界统一战线已然形成。
1936年8月，毛泽东负责整个统战联络工作的领导，把建立统一战线工作放在第一位，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公开倡议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说明：“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
毛泽东针对不同统战对象，有的通过信件交流，或联络感情，或阐释主张；有的派人当面协商，或陈述利害，或提出要求。毛泽东亲自致函各党派、民主人士、学术师友、社会贤达共70 多人。1936年9月，毛泽东派潘汉年当面听取宋庆龄对具体组织统一战线意见，并请宋庆龄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与潘汉年一见。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函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希望今后“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学界泰斗蔡元培，说明“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蔡元培读后不顾年迈之身，去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国共共同抗日，不答应就不走。
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政治上争取团结合作，组织上切实扶持帮助，利益上充分尊重照顾，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创造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机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奠定了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
许德珩、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后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爱国民主人士主动与共产党地方组织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接触，并通过派代表、设电台、开座谈会等形式与共产党保持特殊的联系。李济深、蒋光鼐等呼吁各党派共同组成联合战线武装抗日。马叙伦“西安事变”前后两次入川，劝说阻止四川军阀刘湘对红军的围剿。第三党的黄琪翔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一起到他家座谈，促进国共合作；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派党员罗任一去西安，利用与杨虎城的老关系, 多次与张学良商谈推动联合抗日。救国会通过爱国人士杜重远做东北同乡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表示“不会辜负众友人的期望的”。张学良1936年7月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拜访了他，并同他就组织联合阵线、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直处于各自为政、涣散状态的中间力量，在红军长征期间勇敢地站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前沿，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和尊重，赢得了共产党的赞许和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们作出了不同的政治抉择。张澜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民盟的引导，我们民盟还不知道走到哪儿去呢。”
著名史学家胡绳总结说：“……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 (下接第12版)
七、毛泽东在长征前就指出：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红军长征前后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有桂系、粤系、滇系、冯系四大派系，还有川系、晋阎系、绥傅系、陕杨奉张系等，他们拥兵自重，封疆自保，掌握一方大权。
长征中，蒋介石先后调动300多万陆军、骑兵、空军等，既有中央军，也有地方实力派，还有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等，企图将各路红军消灭殆尽，也试图趁机削弱和控制地方势力，以收一石二鸟功效。而南方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以求半独立状态；西南的地方实力派既怕蒋介石乘机染指地盘，又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不惜与红军妥协。
毛泽东在长征前就指出：“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发表北上抗日宣言，声明愿同全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为最大程度争取部分地方实力派保持中立或观望提供了条件；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为与地方实力派合作提供了保证。实际斗争中，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以统战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之以统战，既联合又斗争，双管齐下，巧妙周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粤系陈济棠是中央红军最早遭遇的地方实力派。1934年10月，蒋介石安排重兵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陈济棠深知蒋介石是“借刀杀人”，明里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暗地派代表到江西苏区与红军秘谈，达成包括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必要时互相借道等协议，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提供了良机。
滇系龙云对蒋介石素有戒心，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滇军只追不堵让其过境；1936年2月，肖克率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写信给滇军将领孙渡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龙云知悉令孙渡只尾追红军并送出滇境。
川系杨森在1934年初与红四方面军协商达成了分驻巴河两岸、互不侵犯的协议，川军还给红军送去食盐。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入川，杨森主动与朱德信函往来，红军不放一枪一炮安全离川。朱德、刘伯承还致信川系邓锡侯：“国难当前，红军和川军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锡侯受到感化、也为保存实力，命令追击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的距离，以应对蒋介石。
桂系与中共早有来往。李宗仁曾表示完全赞成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两广事变刚平息，桂系代表钱寿康到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通报情况，并送交与中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书面文件。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专人来陕常驻，沟通情意。
在华北，军界、地方实力派直接感受日本大肆军事扩张和经济封锁，是最有可能争取成功的统战对象。1935年8月14日，毛泽东分别致信均曾为西北军将领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和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希望他们确立抗日决心。张友渔、张经武等深入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了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的抗日。
在西北，这是陕北根据地的周边，与苏区安危休戚相关。1936年9月和10月，主力红军会师陕北，但并未真正摆脱蒋介石的军事围剿。毛泽东分别致信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中国共产党经过努力，与张的东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共同抗日等协定，与杨的十七路军建立了停止军事对抗、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关系，实现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4日、25日周恩来两次见蒋介石磋谈，蒋介石最终当面做出“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党的历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公然对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马占山、傅作义、宋哲元、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等的统战，加快了对地方实力派统战工作的步伐。1936年6月，邓发赴新疆与盛世才联系。1936年9月，彭雪枫携毛泽东的亲笔信赴兰州，同于学忠就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等进行会谈。1936年夏，彭德怀西征中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还给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的提议。1936年10月，毛泽东派彭雪枫赴山西做阎锡山工作，并初步建立了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粤系、滇系和川系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加固了长征胜利的基础；通过对华北、西北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巩固了长征胜利的成果。从此，中国出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举国一致抗战的崭新局面。
八、长征胜利雄辩证明：搞统一战线不是为了好看、好听，而是有用、有大用。
将统一战线喻为“法宝”，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重要性最为通俗而精确的概括。
经过了80年的岁月，我们从统一战线这个视角回到原点去全面认识长征的胜利，那些留下的必须书写并见证的人与事，能够启发我们的理想，能够塑造我们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支撑，红军将士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不惜凛然赴死；地下党组织在国统区不间断地发动抗日救亡运动，不惜以死相拼。这一切动力，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忠诚，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坚持，没有停止对共产主义的推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做什么？”回答：“跟着走！”跟谁走？跟共产主义信仰走。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应时适势的统战工作是一个桥梁，把瑞金和延安两个中国革命重要历史阶段连接起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证明了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战略，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组织社会、建设国家的工作途径。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政策设计、目标取向，遵循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在历史逻辑中形成，在革命实践中发展，在时代演进中成功，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源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构建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力量的联合与团结，着眼发现他们身上的革命潜能，着力寻找彼此认同的价值指向，使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得以集聚，并稳固地融入中国革命中，表现出开阔的政治视野和宽广的政治胸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特质就是大团结大联合，魅力就在能把人心和力量解决好。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力量弱小、搞革命、夺取政权时就成功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那么在力量强大、长期执政、搞建设改革开放时，更有智慧、更有资源、更有意志，让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更加发扬光大。
纪念80年前的红军长征，为的是让沉甸甸的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的状态，从来就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作者单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