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陋室铭》，人们就会想到作者刘禹锡，但你错了! 那作者是谁？
一、《陋室铭》的作者
《陋室铭》的作者应该是早于刘禹锡的唐人崔沔[miǎn]，《新唐书》中说他：“俭约自持，禄廪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
崔沔 673～739年字善冲，唐朝诗人，原籍博陵，今河北安平，进士出身。查《中国人名大辞典》905页崔沔小传：“崔沔，唐长安人，字善冲。擢进士，举贤良方正第。岑羲(侍中)深器之，曰：‘今郗诜也。’沔深明《礼经》，详定宗庙笾豆之数及六亲服法，多所建议。性俭约，禄廪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卒谥‘孝’。”小传介绍，崔沔为人俭约，自己的俸禄随意地分给宗族中人，不整治自己的居所，曾经写《陋室铭》来表明自己的志趣。
证据一:
赞同《陋室铭》不是刘禹锡写的理由来自《陋室铭》：“可以调素琴，阅金经”。“金经”就是用泥金写的佛经。刘禹锡会信奉，会去读佛经吗？不会。
刘禹锡不是一个信奉佛教的人，刘禹锡深信道教，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由此可见，刘禹锡信奉道教，兼有儒家，唯独不信佛教，他贬谪时期的创作有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的骚怨情怀，而这两点均不符合《陋室铭》。
还有一种解释，说“金经”指四书五经，但四书之名始于宋朝，而刘禹锡是唐朝人，所以又是错的!
证据二：
从他两次被贬的遭遇也可以得到证明。
刘禹锡出生在嘉兴，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着又登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是王叔文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
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因写《玄都观桃花》一诗，被贬到更偏远的连州(在今广东)作刺史。但他并没有屈服，十四年后，诗人重返长安，这期间唐朝换了四个皇帝，往昔那批被喻为“桃花”的新贵都已销声匿迹。诗人再游玄都观，回忆起旧事，又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诗里以玄都观的盛衰，表明这场斗争最终以权贵们的失势和诗人的归来而结束，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骄傲。
从刘禹锡积极参加政治改革，以及以上两首诗可以看出，刘禹锡个性倔强，为人锋芒毕露，与陋室铭的主题思想相差太大。
这是《陋室铭》不是刘禹锡所写的一个证据。
证据三：
《陋室铭》中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两句。
作者将自己的寓所比拟为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其中透露出这样的信息：“陋室”为私人居所。《陋室铭》一般人都认为是刘禹锡在任和州刺史的时候写的，那么刘禹锡在被贬和州期间，会不会自己建造住所？不太可能。首先，刘禹锡先后被贬在连州、夔州、和州刺史，如果他在和州建造自己的住所，那么，他在贬任连州、夔州刺史期间，也可能建造住所，每到一处就建造住所，这是无法令人理解的。其次，唐代官员，即便是在朝廷做官的人，住房问题一般都是自己解决的，但是有些官员是例外。如县令。人们阅读古典小说，都可以发现，县令的住所是由国家提供的。作为一县的最高长官，县令必须有办公的地方，那就是县衙门。县衙门前面是审案办公的厅堂，而后面就是家眷居住的内衙。由此推理，刺史是一州的最高长官，他也必须有办公的场所，附带着必然有家眷居住的地方，此场所也必定由国家提供。
从“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南阳诸葛庐”，诸葛庐在南阳时还没有出山，扬子云在西蜀时也还是个读书人，他在40岁时才离开成都来到长安。
扬子云，扬雄 （公元前53～公元18），西汉辞赋家、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姓氏“扬”，或作“杨”。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 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 40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
作者将自己的住所比作“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给人的感觉作者当时还是一介布衣，而刘禹锡早已是官场中人。所以，这是《陋室铭》非刘禹锡所作的又一证明。
既然《陋室铭》非刘禹锡所作，如果我们在教学中将作者说成是刘禹锡，就会得出难以自圆其说的结论。所以，在教学中，虚化《陋室铭》的作者，只就文章本身来分析，不失为妥善之举。
二、关于“陋室”
《陋室铭》中的陋室，网络上流行的说法是：
刘禹锡因参加政治革新运动而得罪了当时的权贵，被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和州知县策某是个势利小人，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便横加刁难。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到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不但没有埋怨，反而很高兴，还撰写了一幅对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
他这个举动可气坏了策知县，于是策某令衙内书吏将刘禹锡的住所由城南门调到城北门，并把房屋从三间缩小到一间半。新宅位于德胜河，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环境还不错。刘禹锡也没有计较，他触景生情，又写了一幅对联：“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策知县见他仍是悠然自得，又把刘禹锡的住房再度调到城中，而且只给其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半年时间，刘禹锡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想想这狗官实在是欺人太甚了，刘禹锡遂愤然提笔写了《陋室铭》一文。
这种关于陋室的说法明显是后人编的故事。查阅刘禹锡的经历可知，刘禹锡两次被贬，第一次被贬为连州刺史，半路上再次被贬为朗州司马，第二次被贬所任的都是刺史一职，没有当过“和州通判”。
有人大概看出了故事的这个漏洞，于是把“和州通判”改为“和州刺史”。其实这一改动改变不了这个故事是后人编造的事实。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一个小小的县令竟然敢刁难顶头上司刺史，在一般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除非这个县令在朝中有着很硬的靠山。而从刘禹锡被贬到和州任刺史可知，和州是个贫困的地方，——被贬之人不可能到富庶的地方任职（白居易当初被贬到江州做司马，他就说过“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可见当时的九江还是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地方），到富庶的地方任职，那是很多做官人梦寐以求的“肥缺”。既然和州是个贫困的地方，那么这个“策某人”到没有多少油水的地方任县令，他在朝中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后台。他在朝中没有什么后台，他刁难顶头上司刘禹锡就是不可能的事。
有一点必须注意，无论和州通判还是和州刺史，刘禹锡只是被贬官而不是发配去服刑，所以很多人弄错了概念，以至于现在弄出了刘禹锡的陋室“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刺史住这房子，鬼才信。
还有一个问题，“陋室”到底是什么样的，后人可以从《陋室铭》中略知一二：它不是当街的屋舍，更不可能是“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此“陋室”至少有个小小的庭院，庭院里有花草树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如果是当街面的房子，“草色入帘青”的景象就不会出现。其次，《陋室铭》中说“来往有鸿儒”，可见主人是要招待访客的，如果“陋室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那么客人来了，坐在哪里？该有一个接待客人的厅堂吧。
还有，主人在陋室里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可见，陋室有一间书房，那是肯定的。这些都是从文中推断出来的。如果进一步推测，作者如果带有家眷，那么应该有妻子、子女、仆人住的地方，应该有厨房……，这样，一所完整的住所的模样大致上就可以想象出来了：所谓的“陋室”，就是一所结构完整，功能俱全的房子，只是这所房子不华丽，很普通而已。因此，看到一个“陋”字就以为这是所很简陋的房子，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个“陋”字是当不得真的！
再回头看崔沔简介：
唐人崔沔，《新唐书》中说他：“俭约自持，禄廪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崔沔 673～739年字善冲，唐朝诗人，原籍博陵，今河北安平，进士出身。
查《中国人名大辞典》905页崔沔小传：“崔沔，唐长安人(原籍博陵)，字善冲。擢进士，举贤良方正第。岑羲(侍中)深器之，曰：‘今郗诜也。’沔深明《礼经》，详定宗庙笾豆之数及六亲服法，多所建议。性俭约，禄廪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卒谥‘孝’。”小传介绍，崔沔为人俭约，自己的俸禄随意地分给宗族中人，不整治自己的居所，曾经写《陋室铭》来表明自己的志趣。
《新唐书》摆在这儿，结果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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