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_柳宗元与苏轼的人生态度对比

改革也好，朋党也好，永远都是利益之争。就像德宗年间，卢龙节度使朱泚举兵造反，唐德宗被迫逃离京兆，而之后各地藩镇也对中央权力虎视眈眈，十个月之后，叛乱平息，可得利最大的竟然是宦官势力。因平叛、护驾有功，窦文场、霍仙鸣被封为为神策中尉，使宦官集团掌握神策军成为定制。真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但是，一些人被称为改革家，受到后世赞赏，另一些被称为政客，受到后世唾弃，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利益的取向不同。这个世界上或许没有不图利益的政治家，但在追寻自己集团的利益的同时，兼顾国家的利益，百姓的利益，这种人就足以被后人称颂。王叔文等人就是如此。罢黜宫市，维护了京畿百姓的利益；打击藩镇，维护的唐朝中央的权威；夺取兵权，有利于消除宦官专权。可是面对两个盘根错节，遍布天下的利益集团，王叔文仅仅是凭借皇帝个人对自己的宠信，就想一扫乾坤，实在是螳臂当车。历史上无数为国为民者，被保守派、被一些奸佞打击迫害，不能不让人有“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之叹。

那么，为什么苏轼会对这样一位为国为民的政治家有如此错误的评判？

估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唐顺宗即位之初，俱文珍就联合朝臣，册立李纯为太子。在几个月之后就合谋废黜唐顺宗，拥立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唐宪宗本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他利用朝臣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比较成功的进行了大规模的削藩，一时之间，天下一片中兴气象，甚至被后人认为能够和太宗、玄宗并列。

那为什么他不为自己的父亲翻案？

只因为宪宗之所以能够即位，正是建立在自己父亲的错误、王叔文集团的覆灭的基础上。为了自己的地位稳固，形象高大，王叔文等人，甚至是自己的父亲，也只能是一直充当反面角色。于是即便是名臣韩愈，也多出言诋毁永贞新政，宪宗年间编纂的《顺宗实录》也大都记载新政集团的种种劣迹。而后世编修顺宗年间历史，只能是参考《顺宗实录》，于是对王叔文集团的污蔑，诽谤也就一直延续下去。

第二个原因是，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本来这个典故说的是孔融取笑曹操让自己的儿子曹丕，收纳袁绍儿媳甄宓，以为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而苏轼对王安石倡导的新政也非常反感，对同样宣扬变法的王叔文和柳宗元乃至吕温，自然没什么好印象。

在文学上，苏轼确实是宋朝继往开来的一位大宗师，可是在政治上，他是一个保守派。当然，不单是他，包括其师欧阳修，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其友黄庭坚、曾巩，都是保守党。

在两宋以来的漫长的岁月里，大多数人都认为北宋衰弱以至于灭亡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乱政。可是现在我们却认为，王安石是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前后荣辱，判若云泥，为什么？

现在的历史课本当然是认为，王安石新政之所以失败是遭受到太后为首的大地主大官僚集团的一致反对，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严厉打击新党，取缔一切新法。可是为什么王安石同时代的那么多优秀的政治家、文人都集体站到了对立面？新法就没有问题吗？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王安石变法之初，朝廷上下，无论是皇帝，还是朝中一些权臣都大力支持，其中包括后来新法坚定的反对者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大家都对新法抱有很大的期望。而在变法之初，确实也使北宋朝廷上下风气一新，可是渐渐的，渐渐的，王安石的变法变味了。

多年的宰相生涯，使得王安石听不进负面的意见，固执的认为一切对新法的意见都是对改革的抨击，对自己的诽谤。对于那些反对者，王安石采取强硬的打压政策，将那些人纷纷撵出中央。苏轼也遭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那几年，是苏轼一生最苦难，最彷徨的岁月。这一切虽然未必是王安石直接指使，但作为改革的最高领导人，王安石难辞其责。苏轼将自己的怨恨施加在王安石等改革派身上，完全可以理解。为了巩固新法，王安石大力启用新人，于是一些投机分子也纷纷打着维护新法的名义排除异己，扩充实力，收敛钱财。哲宗朝的“奸相”章淳、徽宗朝“六贼”之首的蔡京，都是凭借新党身份，踩着旧党鲜血爬上高位的。

不知不觉，王安石变法，演变成宋朝开国以来最恶劣的朋党之争。新党上台，旧党靠边，旧党上台，新党滚蛋。眼里都不再有什么是非，只剩下党同伐异。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真相与假象，道义与利益，口号与目的，法治与人治，是是非非一时之间难分辨，或许这就是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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