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当时学者以儒墨并称,非儒即墨,二家并为显学。然而盛极一时的墨家学派,在秦汉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作为墨家学派创始人的墨子,其生平事迹已经开始变得模糊,或者说遭到漠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皆立传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最后对墨子附以24字的内容,简略不备而又含糊不明。此外,孙诒让又据诸书所载统计墨子弟子、再传三传弟子、不详传授系次者等共三十余人(《墨子后语上·墨学传授考》),其中绝大多数人之事迹已经湮灭。在秦汉之后,墨家几乎再无传人。
从墨家学派的著作来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列诸子十家中,墨家著作仅存6家,为最少。汉唐以来直到清朝之前,对其之研究几乎为空白,这与儒、道、法诸家注疏众多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墨子》外,《汉志》所载墨家著作尚有五家:《尹佚》二篇、《田俅子》三篇、《我子》一篇、《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隋唐时期存世的墨家著作有《墨子》十五卷、《胡非子》一卷、《随巢子》一卷,《尹佚》《田俅子》《我子》皆已亡佚(据《隋志》,梁有《田俅子》一卷,则其应亡于梁后隋前)。《宋史·艺文志》则仅著录《墨子》十五卷,《胡非子》《随巢子》亦已亡佚。
理想与实践冲突中的停滞不前
盛极一时的学术流派突然衰落,这是一个颇有意味、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窥其原因。
首先,就其根本而言,墨家的学说过于理想化,或者说就是一种空想。墨家思想有着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其最根本的主张是兼爱,几乎一切观点与主张皆由此生发:因兼爱而非攻,反对战争;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少数贵族的奢侈生活必然会导致下层民众的贫困,故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儒家礼制的繁琐与用度之多又与此相冲突,故墨家非儒;尚同与尚贤是墨家的为政之本,是针对当时天下混乱的形势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其实质也是为了贯彻其兼爱的主张。如《墨子·尚贤下》讲为贤之道:“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那么,作为其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兼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张呢?墨子认为,天下一切混乱——君臣、父子、兄弟之矛盾,盗贼,大夫之间、诸侯之间的攻伐——皆起自不相爱。解决的办法是,使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爱人——无论父、兄、君、弟、子、臣——若爱其身,视人之室、家、国若其室、家、国,则可消灭一切祸乱之源头。(《墨子·兼爱》)但正如《汉志·诸子略》墨家类小序所云,“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这种无差别、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实际,也忽略了宗法制度、血缘关系的社会现实,墨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图景可望而不可即,不可能实现。
其次,一种学说往往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层面,二是实践层面。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比较有影响的多是实践性的主张,但其思想的深度不足。因此,一旦在实践层面上没有出路,这种学说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秦汉之后,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墨家的主张不符合新秩序的要求,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走向衰落;而同为显学的儒家学说则恰恰相反,获得了空前发展,二者命运迥然不同。
同时,墨家的主张对人在实践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往往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庄子对墨子的人格非常欣赏,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但他仍客观地指出:“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庄子还评价墨家非乐、节葬、节用诸说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对于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他自己虽能做到,但无法为天下人普遍接受,所以实际上恰恰偏离了圣人之道。
最后,一种学说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必须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其学说都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地注入新的内涵。除创始人外,还不断涌现出重要的代表人物,使本学派的理论有大的推进,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子,等等。反观墨家,墨子之后并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的人物,也没有提出超越墨子的理论与学说。所以,不能与时俱进,也是墨家学派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引一端”与“崇其所善”并置下的当代继承
墨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衰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片面地分析。同时,对于墨家的思想与主张,无论是赞同还是批判,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提出,都是建立在诸侯纷争的混乱社会背景下的,其说纷纭,其指归则一,即试图为当时的社会与时代寻找出路。
评价墨家的主张,一味地指责是断然不对的。比如,有人认为墨家过分强调人的生存需要,排斥甚至否定人的其他社会需要,这样的分析脱离了时代与现实,是不可取的。墨家提出节葬、节用、非乐等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都是有意义的,只是不能普遍应用于每一个时代而已。同时,节葬、节用、非乐,再加上兼爱、非攻等这些主张,其合理的成分对于现代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仍然有借鉴意义。所以,在审视先秦诸子时,我们既要看到其由于“各引一端”而产生的弊端,又要看到其“崇其所善”的长处。当然这都应该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
墨家学派虽然衰落了,但实际上墨子学说颇为后期其他学派学者如惠施、公孙龙、孟子等人所吸取。晋鲁胜《注〈墨辩〉叙》曰:“墨子著书,作《辩经》(即《经说》上下篇)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此外,《墨子》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涉及逻辑学、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几何学),以及军事上的城守问题,具有逻辑学史、科学史与军事学史的价值。
墨家学说在沉寂了两千年后,至清代重新引起学者的重视,毕沅、王引之、王念孙、俞樾等学者对《墨子》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清末学者孙诒让,对《墨子》做了全面的考校、疏解,综采诸家,撰《墨子间诂》十卷、《墨子目录》《墨子附录》各一卷、《墨子后语》二卷,为墨家之最大功臣。在清代学者工作的基础上,现代的墨家研究更加走向深入和全面。我们研究、了解墨家学派的历史,对当代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而消化、吸收墨家学说中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仍具有很强的现实与长远意义。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