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子厚的《渔翁》到梅庵琴歌《极乐吟》——藏着一个中国古老的哲学意蕴
柳宗元素善以山水为诗，孤高峭拔，清俊落寞，世人谓"独钓寒江雪"者，子厚者也，人间少有之痴子也，笔者素来爱读《江雪》、《渔翁》之诗歌，嗟叹之余，觉诗中有一画，画中有一人，此人是谁？渔翁，抑或是柳子厚？似乎柳宗元的诗歌宛如一幅自画像，而笔者却读出了千百年来的一个人间，一个读书人的命运之轮。
笔者想写下自已的感想，以《渔翁》一文为例，其文如下：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首先，诗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天际间，一叶孤舟，江流，渔火，夜泊，在西山之岸。晨晓，炊烟，汲湘江清水，燃孤楚之竹，生火果腹，渔翁也。一昼，一夜，交替也。渔翁撑起篙，此刻，炊烟散去，旭日升起，欸乃一声，唤醒山中猿鸟，水中游鱼，不见人影，早已顺水流下，空闻山间回响。只一片孤云。
民国时期的梅庵琴谱将《渔翁》收录，改名《极乐吟》，并为之配上古琴曲，曲末评语："本曲聊聊数句而音节刚劲，风格甚高，恰如子厚文气，不同凡响，峰回路转，别有天地，于此曲见之。"诚如是，"峰回路转，别有天地"，是气象、境界之大，落笔即心声，亦是诗人命运自现，如岑参"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初"，不是为了写"峰回路转"而写"峰回路转"，其中意蕴，别样深沉。"音节刚劲，风格甚高"，柳宗元风格也。
其实柳宗元《渔翁》的诗歌中，可以看见中国的一个哲学背景——"儒"与"道"，抑或是说，这是这是千百年的文人无法摆脱和承载的命运之负担，是一个悲剧。现在笔者开始正文：
一、《极乐吟》之"极乐"：众窍自鸣，而悲从中来
正如文章标题所写——从柳子厚的《渔翁》到梅庵琴歌《极乐吟》，何以就换了一个名字？，极乐者，乐极生悲也。中国文学早早显示出此端倪，自《楚辞》以来，《九歌》便有"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于相逢之际的乐极生悲，魏晋更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享乐之忧，以及陈子昂"独怆然而涕下"的落寞……《渔翁》看似描写了一个"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被遗忘的至美人间，实则，恰是柳子厚欲求超脱而不得，悲中求乐，乐极生悲之吟游天地之挽歌。
柳子厚是一个儒家卫道士，但是这篇山水诗歌却写了出了道家"天籁"之境界，这就是"极乐"哲学悲剧的根源所在：我们来看诗歌"欸乃一声山水绿"一联，借用王国维之语可以说是"境界全出"，"欸乃"渔翁之高歌声，这一声恰巧在黎明和黑夜交替之际，昼夜转换，山水明朗，似生机乍然复苏，可以说是全诗歌的高潮部分。在这个部分之中，"欸乃"之声虽然是人声，但是不是可以人为，不是借助外力，而是人发自肺腑之声，是山水天地的代言，声落景色明，"山水绿"一诗眼，可谓是动态与静态之美水乳交融。是"大音希声，故听之不闻，大象无形，故视而不见"，用在这里，意思是说人的"欸乃"之声自然到感觉不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似乎就是其中一部分，也感觉不到了。郭象说："此乃无乐之乐，乐之至也"。为何？因为人融入自然，拥有了天地，又有了一切，是最高层次的美，所以人间极乐，此景只应天上有！
然而庄子的"乐"是忘了社会才能到达的，柳子厚是一个儒家卫道士，他忘不了人间，所以，儒家和道家的矛盾就在这里浮现，借庄子的话说："山林与，泉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哀又继之。"
二、《渔翁》之"人间"：是"无我"，却不得，是"有我"
《渔翁》看似描写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界，但是却到处留下的人间的足迹，甚至是作者自己的心灵轨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从物我关系的表现效果的角度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主观性含蓄隐蔽，虚浑冲淡。可以说《渔翁》里全然看不到作者柳子厚的悲喜交集，展现一片天地万物与人融为一体的境界，是无我之境。但是，王国维又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在"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两句中，谁在看？柳宗元。云"无心"？其实是柳子厚对于无心的写照，不排除他真的沉醉自然，但是就当时他被贬的境遇来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恰是他内心"郁结"的写照。所以，即使人工描绘再完美无痕迹，还是让我看到他欲得解脱的一面。
这就又是儒道的矛盾所在——这种"有我"来自哪里？来自"人间"，一个背负着各种名与利，社会责任的世界，摆脱不了，才导致诗人歌颂自然，歌颂自然而处处"有我"之影子。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和韩愈一样，体现了中世文学分化时期诗文分化局面，他一面作文拥护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面又写诗歌放逐自我，这种矛盾的存在，也导致诗歌处处有社会价值失意的色彩。
三、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说"：窥看柳子厚之集体命运意识
在西方文论里，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说"：是构成一种超给新内阁的共同心理基础，而且普遍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前面在第一标题和第二标题分别以道家和儒家为视角、出发点，写了两者之间矛盾根源。其实，就像荣格"集体无意识"说的那样，儒家和道家的矛盾，不仅体现在柳子厚一个人身上，还体现在千千万万儒家道家合流的哲学背景下的文人。
儒家和道家的合流是在百家争鸣的末期，也就是秦大一统到来前夕开始出现的，在东汉时期又经过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改变，魏晋思想动荡的变迁，最终形成确立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命运的悲剧——历代文人看不到"人"的价值地位，一味在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但是每逢失意落寞，却又将自己寄托在"文"的世界，一个自我的形象的投射。前百年来，左思、鲍照、谢灵运、李白、关汉卿、纳兰……他们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但是，始终没有走到将顺从"人"出发去思考一生，只能活在个体和群体的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