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个群体不是以职业也不是以财富数量多寡，而是以特有的行为方式被确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群体是游离于国家秩序之外的强势力量，它们以广泛结交为活动方式，充满“急人之难，言信行果”之侠义精神由此而构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与游侠齐名的是隐士，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各具特色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言行超凡脱俗，不拘常规，格外招人注目。这不仅在中国专制帝制时代是如此，即使在现代中国，游侠隐士的生存环境虽然早已丧失，可其流风遗韵仍不绝如缕。
游侠一称始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在此之前，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已经提出侠的概念。他在《五蠹》中明确指出侠以武犯禁，将侠列为君主应该禁绝的五种社会祸害之一。此外，在古代文献中，以侠客任侠剑客剑士刺客指称的一类人，其气质及行为特征也与游侠相似关于游侠的定义。
从存在方式看，游侠可分为依附游侠和自由游侠。前者指寄居在贵族豪门的游侠，后者指活跃于民间并以某个侠魁为核心的闾里乡曲之侠。在不同时期，游侠的构成和存在方式也不尽相同。
游侠于先秦前已经产生，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王朝的更迭，游侠的性质以及势力范围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于游侠的出身不同和在社会动荡中的沉浮变迁，到西汉一朝，游侠群体已经渐渐分化为上下两个阶层，上层的侠成为著名的豪侠，下层的游侠则是一些依附于上层游侠的游民无赖之徒，而各个豪侠也形成一个权力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所载的＂侠＂是一个群体性名词，它包括了勇士、私剑、刺客和游侠等多重角色，其中刺客凭借＂以武犯禁＂的特征，成为这一时期＂侠＂的典范代表。秦末汉初，太史公《史记》中所论述的游侠，不仅具有周急救穷的侠义，还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是这一时期＂侠＂的典范代表；班固《汉书》中新增加游侠，暴力凶杀特点突出，虽有济危救困的侠义，然而却缺少德性修养，游侠沦为豪暴之侠，成为威胁国家君主权威和正常社会秩序的异端群体，刺客和游侠成为侠的两种重要典范形态。
春秋以前“大夫无境外之交”，大夫以下更不用说了。春秋以前的文献资料，连“友”字都很少见，即用也多指“友邦国”(国家的朋友)，或指兄长爱护弟弟，曰“友”。很少用以描述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见那时人们横向往来很少。
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期这种变化更加剧烈，一些古代的贵族逐渐被消灭或被取代，贵族社会由松动到逐渐解体。
这个变迁使得许多大夫、士从原有的垂直统治的系统中流离了出来，原有的饭碗打破了，他们要找寻新的饭碗和谋求个人发展自然要到各地、各国奔走，要广拉关系，多交朋友，这是一种新产生的社会需求。《论语》一开篇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先秦的各种学派开山人物都是秉承了贵族精神的，他们以天下为已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习惯于管理公共事务精神的发扬和“忠敬勇死”人生观，鲜明的体现在为大儒们所不齿的游士身上，其中杰出者亦非一些后世拘拘小儒能望其项背。，如鲁仲连、唐且、颜等人自尊自爱的态度也是不乏贵族色彩的。
战国时期的游侠主要是依附于卿相贵族的以私剑见养者，而养客的卿相贵族不属于游侠。秦代游侠有二种：一是由六国旧贵族转化而来的游侠，二是新产生的闾巷乡曲之侠。前者如项羽、张良；后者如张耳、樊哙。西汉时期是游侠发生质变的重要阶段，因此除依附游侠和自由游侠外，还有一种处于过渡形态的游侠侠官。依附游侠，如周丘；自由游侠，如剧孟郭解；侠官，如义纵、王温舒。
秦一统之后，以吏为师，铲除一切民间思想。各个学派除了服务官府的，全部消失，游士更受到取缔。然而“贵族精神”却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完全消灭的。民间秘密活动的游侠承继了这种精神(如项羽张良等)，秦朝末年，他们也投入了抗暴和复国的斗争。最引人属目的“田横五百士”就体现了先秦的贵族精神。
如果说游侠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那么到了西汉后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转化为了豪族。
秦末群雄的军事势力，与乡曲豪侠带剑立节招集徒党的状况是一致的，刘邦集团的形成过程和于此前后的豪侠势力的军事势力化的过程完全是同一的。新朝末年，南阳刘氏集团的领袖们也都以任侠知名，如刘秀喜游侠，臧亡匿死，斗鸡走马。刘秀长兄刘缤好侠养士，性刚毅，慷慨有大节。
西汉豪侠有强盛的地方势力，他们占据某地和某领域，在其实力范围内形成一种强者秩序。据《史记。游侠列传》与《汉书。游侠传》记载，西汉初期，地方豪侠有“鲁朱家者”、“楚田仲”、“洛阳剧孟”、“符离人王孟”、“济南氏”、“陈国周庸”、“代郡诸白”、“梁国韩无辟”、“阳翟薛兄”、“陕地韩(寒)孺"等。西汉中期，有“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倪长卿”、“东阳陈君孺”、“南阳赵调之徒”等。西汉末年，地方豪侠蜂拥而起，“郡国处处有豪杰，然莫足数。其名闻州郡者，霸陵社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国，其余则无足道也。
由上可见西汉时游侠已经向豪强化迈进，他们长期凝滞于某地成为地方的一种势力，某种程度上成为地方的一种权力中心。游侠除了在大的区域范围拥有其权势之外，在诸如京师这样的大城市，也分别有各自的势力范围，“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社、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用，东、南、西、北京师诸道皆有其各自的势力范围。汉书中描述到：“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如万章是长安城西细柳仓柳市的豪侠，东市贾万、杜陵杨章都是某个群小范围的头目。如此看来，大至郡国，小至街巷，豪侠的势力分布于其中，形成一个由上至下的势力范围网，而各个层级的游侠都是自己范围之内的权力中心。
随着汉代游侠阶层势力的扩大，一些拥有军政大权的官宦权貴十分注意民间游侠势力的发展，他们超越门第的差异去积极结交地方上的豪杰。汉初，许多怀有政治野心的权貴、宦官、外戚积极与游侠势力相勾结。汉景帝时，吴楚等七王叛乱，刚刚建立不久的刘姓王朝处于动荡之中。条侯周亚夫被汉景帝任命为太尉，全权主持军政要务，统帅全国军队出兵平叛。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两汉宗室与外家、皇权与地方势力的权力斗争激烈化，诸王外藩、宦官外戚、豪族大姓渐渐成为皇权的离心力量，他们视游侠阶层为可用的社会力量。采用尚侠、崇侠等方式介入游侠阶层，力图将它们改造成为皇权系统外的可以依傍的社会基本势力。而游侠势力与权贵势力的结合则形成了一种皇权以外的强者势力，此种强者秩序可以说严重威胁到国家秩序的维持。
因此，随着两汉王朝的覆亡，统治者已经注意到防范游侠篡权，因此游侠群体在汉代之后已经逐渐消亡了，他们的形象更多的存留在普通人的印象中，留存在虚构文学之内，成为供人们想象的事物了。
魏晋时期，游侠多见于文人游侠诗中，侠客好酒，吟咏醇酒，表现饮酒场面的文字比比皆是。梁元帝的《刘生》诗写侠客“榴花聊夜饮，竹叶解朝醒”；鲍照《结客少年场行》说侠客是“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曹植在《名都篇》中写侠客走马游猎后往往是“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晋代诗人张华在《游猎篇》、《轻薄篇》等游侠诗中也用浓烈的笔墨描辜勾勒游侠好酒畅饮的场面，“野飨会众宾，玄酒甘且旨。”“苍梧竹叶清，宜城九醞醒。浮醪随觞转，素蚁自跳波，翟且停车，展季犹咨嗟。淳于前行酒，雍门坐相和。孟公结重关，宾客不得蹉。三雅来何迟，耳热眼中花。盘案互交错，坐席咸喧哗。簪珥或堕落，冠冕皆倾邪。酣饮终日夜，明灯继朝霞。”
在诗人笔下游侠好酒而善饮游侠的生活时时处处都在美酒的浸润中流淌着。他们秉烛夜谈时要喝榴花酒，宿醉初醒后要喝竹叶青；开心的时候要和好友游猎归来痛饮美酒，不开心的时候会借酒浇愁。有时饮酒惹事酒席间顷刻刀光剑影。酒在魏晋游侠诗中是侠客奔放自由的生活的标志，也是侠客放荡不羁的个性的象征。有了醇酒的点缀，侠客的形象沾染了魏晋风度的狂狷和疏荡，不再全是秦汉侠客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严肃和沉重了。
唐代时期，李白的游侠诗更多的是将游侠骑骏马、配宝剑、执金鞭、酣畅喝酒、重承诺、浪迹江湖的性情形象化，象征化。在《古风》中，李白写道，“鞍马如飞龙，黄金络马头”的在此，李白向我们描写了一位形象鲜明的游侠，他骑的鞍马如风驰电掣般的飞龙，而且，这匹马装配精良，用黄金来笼络马的头部。在《行行游且猎篇》中，作者写道，“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在这里，李白描写了一位手执金鞭的侠士，他拿着从鞘子里抽出来的鞭子，喝着酒，在半酣状态下去远郊游冶。在这首诗的结尾，李白还写道，“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写出了李白对游侠人士的钦羡之情。
《侠客行》国更是集中写出了李白对游侠的象征性描绘，以及自己的称颂之情。在这首诗中，李白向读者展现了一位赵国的侠士，骑着白马，手里拿着胡缨枪和吴钩，辗转混迹于江湖之间，但见不平之事，便“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战事过后便扬长而去，不曾留下名姓。喜欢结交信陵君之礼贤下士之辈，和他饮酒交谈，就像朱亥和候赢那样的侠士样，喝完酒后，许下重于五岳的承诺，“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然后救急于危难之间，纵然身死，亦无所辞。
少年游侠是汉以来游侠群体中最具声势、群体性特征非常明显的形态类型，也是历代游侠的基本形态。所谓“少年”，从与游侠有关的一些事例看，其年龄约二十岁上下，大致相当于现代生理学所说的青春期。从严格意义上说，少年游侠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一般说来，在“少年”这个年龄范围包含了所有阶层的任侠者。
唐代少年游侠是任侠风气的主流和游侠群体中的核心，是唐人任侠精神的典型代表。从任侠传统的影响看，他们主要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游侠少年的任侠传统，又吸收了汉代少年游侠的一些侠行，在任侠行为方式上体现出兼容性特征。
就整个唐代少年游侠的群体构成看，游侠少年成分来源比较多样，有权贵游侠少年、豪富游侠少年、边塞游侠少年以及与权贵豪富游侠少年多有交通的闾里恶少。而权贵、豪富游侠少年是唐代少年游侠的核心和中坚。
唐代少年游侠是唐代任侠风气的主流和游侠群体中的核心，也是唐人任侠精神的典型代表。而边塞游侠少年的光辉形象、生命情调和功业意识与权贵豪富游侠少年纵情享乐的游侠生活-一起，形成唐人任侠精神中对立统一的两翼。这种少年精神，既是唐代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成为唐人任侠精神的主流和时代精神的表征。
宋元时期，话本小说成为了游侠存留的主要“阵地”。宋元话本写手有选择的继承了唐代传奇的武侠元素，但不同于前代所有的武侠小说创作主流，大规模的使用白话口语作为写作语言，并留下大量优秀的白话武侠小说作品。这不仅为后来《水浒传》等明清武侠小说的出现做了文学上的准备，而且承上启下的改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创作范式，，确立了以白话为主要文学语言的武侠小说本质特征。
另外，宋元话本的主要作者的社会属性和身份地位也大不同于唐代豪侠传奇的作者，出身市井、活跃于勾栏瓦巷的民间文人取代传统士子成为武侠小说的创作主力。
有明一代是侠义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侠义小说中的“侠义精神”被整合和重构，呈现出新的面貌。侠客也由“游侠”转变成“儒侠”、“忠义侠”，即侠客既具有太史公所谓的“侠义精神”，又被儒家思想中的“忠”所匡正，达到忠与义的完美结合，从而提高了侠客自身的价值观。
究其原因，自然与“侠义精神”在流传过程中受时代因素的影响与文化思想的浸染有关，尤其是宋代。有宋一代是历史上积贫积弱的朝代，且自始至终处于外患的窥伺之下，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内民众负担日趋沉重，怨声载道。内忧外患，再兼之理学盛行，使得宋代的士大夫比之前的文人具有更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以天下为已任、忠君爱国的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此前侠义小说的创作者所秉承的“侠义精神”被重新整合和建构，“侠义精神”的外延被扩大，侠客们的思想也由此发生变化，他们在行侠仗义、济困扶危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和对老百姓生活的关怀，忠君爱国思想自然而然地被融入这一时期的侠义小说之中。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鹰瞵虎视，蚕食鲸吞，大清王朝的顢顸腐败，近代中国一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挑战。在尖锐的中外民族冲突、文化冲突、社会冲突中，在压抑与自尊的双重强力撞压下，中华民族渴望复仇，希冀自强。清末民初的士阶层将目光投向古代的侠士，以此激发勇气，砥砺斗志，因此尚侠、颂侠成风。
游侠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普遍存在，那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骑士。
骑土，从字面上理解，就是骑在马上的战士。公元7世纪时阿拉伯骑兵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杀人西欧。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几乎同时学会了使用马镫，使用马镫之后，人和马融为了一体，骑兵的速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冲杀力极强，成为了西方学者称为的“人体枪弹”。
这个时期，正好是西方的混乱时期。随着古罗马帝国的分裂和瓦解，西方失去了统一的政治中心，各种部落首领。城堡主。庄园主纷纷发展自己的武装，保卫自己，劫掠别人，征战不休。当时，欧洲实行封建的采邑制度。从国王往下层层分封，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都拥有土地并且分封土地，而其最底层既是土地所有者，又必须是战士。一遇到战事紧急，他们就必须自备马匹、武器，参加到领主发起的战争中。最初，人们把这些人就称做骑士。后来，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以至于国王都热衷于成为骑士了。
骑士们推崇骑士精神，骑诗精神的核心内容是要体现出“崇高精神和结义关系”。具体地说，骑土精神还包括勇敢、忠诚、慷慨、诚实重视荣誉等内容，扶危济困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等也都是骑土们向往的精神境界。
因此，无论是现实中存在的游侠群体和欧洲骑士，抑或是存在于文学中的游侠和骑士形象，他们都代表了在社会制度不完善的古代中国和古代欧洲，人们对正义、安定、秩序和永恒永耀的追求。游侠和骑士在社会生活中的确扮演了一定重要的角色，然而当社会进步，制度完善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成为社会的累赘。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对公平和正义的不懈探索、对弱小势力的帮助和豪强势力的蔑视成为人们永恒歌颂的不朽精神宝库，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