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钧败之。《庄子 庚桑楚》
庄子这段话翻译过来，意思是说:各人有自己的学力圈。学力不是无限的，圈外的技艺是自己无力掌握的，所谓学习，世人认为就是越圈掌握自己无力掌握的技艺。各人有自己的能力圈。能力不是无限的，圈外的任务是自己无力承担的。所谓能干，世人认为就是越圈承担自已无力承担的任务。各人有自己的识力圈。识力不是无限的，圈外的奥秘是自己无力了解的。所谓识察，世人以为就是越圈了解自已无力了解的奥秘。那么，如果知道谨守本份，走到圈边止步，晓得圈外的世界对自己说来永远不可知，不可为，不可求，他便恰到好处，很不错了。倘若不守本份，只顾大踏步冲出去，到那时败在圆圈上，那则是必然的。
庄子在这里绕了较大一个圈子， 最后点明一个问题，提示做人的一个道理、一条智慧:要谨守本分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得到自己应得的那.部分即可，决不能有非份之想，不问情由，不察局势，不知道适可而止，只知道进，不知道止，则肯定撞倒南墙，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表面上看起来， 庄子这个主张近乎消极，其实的确又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我们知道，庄子十分强调精神修养必须建立在理性自觉基础上，恬淡无欲。这种恬淡无欲具体表现之一是正确对待“名”与“实”，又一个表现则是对个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与万物关系的觉悟。庄子一方面看到人的欲望包括求知是人自身对其自身以外的存在的一种要求，是自我与外界分离、对立的反映，同时，他又看到，世界上的知识是无限的，世界是多变的，事物是复杂的，人生的道路是艰险的。一个人的能力、知识总是有限的，以有限对无限虽然不能悲观，但也应当把握个尺度，知其可为则为，知其不可为则不为，走到哪里该继续前进或者该急流勇退，必须依情况而定，尽管时机可能不一定把握得非常准确，但思想上一定应该有“走到圈边请止步”的准备，这样才能早作提防，不仅占据主动，而且自我与外界的这各种分离、对立就不再存在，而是相互融合而求得心理的平衡和安宁。
庄子这条人生智慧原则， 在封建时代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那个时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虽然也重视以金钱财富名声收买爪牙、臣仆。但是每个统治者都以怀疑的眼光审视着自己的周围，凡有可能影响自己权力的因素都必须尽量扫除。那些为统治者打天下的人因此陷人两难境地，因为这些人本无实力，不过是凭智力、气力、勇力向统治者换一碗饭吃。如若此人智力或勇力不高，对统治者的权力自然影响不大，可是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也不会有什么作为;相反，此人有智力，有勇力，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建功立业，一旦天下打成了，立刻便被统治者视为影响自己权力的因素，甚至视为隐蔽的祸根。以致出现“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现象，即发生新王朝产生杀载功臣的惨剧。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许多有才干的人，涉足政坛时，懂得“走到圈边请止步”的道理，才得以全身全名，演映出极富中国文化传统色彩的人生智慧故事。
春秋时越王的谋臣范蠡，就是一个知道走到圈边止步的人。《史记》卷四一一《越王勾践世家》这样记载着范蠡的故事:吴滨范蠡侍奉越王勾践，已经苦其身心，贡献出全部的力量，与勾践深深地谋划了二十多年，终于灭亡了吴国，报复了会稽的耻辱，率军队向北渡过了淮水，以临齐晋等国，号令中国，尊崇周朝的王室，使勾践称霸于诸侯，而范蠡也称上将军。回到越国以后，范蠡认为在盛大的名位之下，是难以长久安居的。况且勾践的为人，只可以同患难，很难同处安乐，就写信向勾践谦辞说:“我听说过:主上有忧，臣下就该劳苦，主上受辱，臣下就该牺牲，从前您君王在会稽山受辱，而我所以没有死掉，就为了雪耻这件事，现在耻辱已经雪除，我应该自己请求处罚追随在会稽山居然没死掉的罪过!”勾践说:“我将和你分享这个国家的政权，即使不能分国而治，也哪里会加罪于你呢?”范蠡说:“君王所依从的是律令，我所依从的是志趣。”就装着他的轻便宝物和珠玉，私自与亲信的随从们乘船出海了，一直不曾回来。于是勾践就将会稽山标明是给范蠡的，作为供奉范蠡的城邑。
范蠡在吴越争霸时已表现出极大的才干，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勒兵”，准备伐越报仇，于是想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范蠡却反对说:“不可。 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认为勾践兴无名之师，将处于不利地位。但勾践说:“吾已决之矣。”然后率军出征，在夫椒被吴军大败，只得退保会稽。他问范蠡:“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一个国君能当面向臣下认错, !自然不容易，范蠡于是建议行韬晦之计: "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勾践于是派大夫文种去请求投降，终于躲过大难。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志在报仇，等到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他准备攻吴时，范蠡仍说:“未可。”在范蠡看来吴国尚有抵抗的能力，越国尚无一战而胜的把握，因此，还是先不出击为妙，直到吴王夫差黄池会盟，“吴国精兵从王，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范蠡这才说:“可矣。”越军连连获胜，吴王夫差抵挡不住，派公孙雄去求和。勾践“不忍欲许之。”范蠡说:“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昝。”
勾践这才继续进兵，通吴王夫差蔽面自杀，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范蠡在战场上头脑清醒，同时也发现勾践其实是一个与吴王夫差没有什么两样的统治者。夫差在为父亲阖庐报仇时，事事听伍子胥的，等到有了争霸天下的资本，便嫌伍子胥多嘴碍事，最后逼伍子胥自杀。勾践在面对吴国这样一个强敌时，必须任用范蠡、文种等人才辅政，现在大敌已破，威胁他的权力的人只有范蠡与文种这样的人才了，因为他们若去辅佐另一个国家的国君，一定会使越国重蹈吴国的复辙。勾践威胁范蠡所说:“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并非戏言。范蠡看准了这一点，于是在吴亡之后，立刻“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这是范着功成身退的第一步，他确实“退”得很漂亮，勾践一时无可奈何。
范蠡到齐国后， 因为“致产数十万”，一下子又有了名气，“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想这些钱和名声都是祸害，他说:“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交还了相印，将家产分与朋友乡亲，自己又悄悄溜走，这是他功成身退的第二步，依然“退”得很潇酒。
范蠡最后“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是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富，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他最后的选择是经商，显然将当年在战场上的谋略用到了商场上，一样大获成功。何况此时他摆脱了国君的监视，凭自己的智力一样取得做卿相的收人，相较而言，精神上还要自由一些。于是司马迁也赞叹说:“范盖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
范蠡在险恶的仕途中，走到圈边嘎然止步，功成身退，较他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业绩更显得有光彩。
“走到圈边请止步” 这条人生智慧，在西汉时的张良身上又得到重演。张良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在他少年时代，秦灭韩，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终于“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乘秦始皇巡游天下时，在博浪沙进行狙击。秦始皇出巡，有专车36乘，张良与刺客实在无法判断出秦始皇在哪一辆车上，于是“误中副车”。秦始皇为此面大怒，在天下搜索刺客，张良只好更名换姓，逃亡于下邳。这一来他从贵公子变成了逃犯，不得不改变过去的贵公子作风，注意尊重他人。恰好在下邳圮上遇到黄石老父，以屈身为黄石老父穿履，得到黄石老父的信任，授以《太公兵法),并告诉他:“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张良有了做帝王师的才干，需要的是一个能依照他的意见行动的帝王，这个人就是在秦末农民战争中乘机起兵的刘邦。
刘邦这个人本来没有什么帝王样子，相反倒是一个无赖。他自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亭长的任务是“捕盗”，手下可以管5个“兵”，而且在捕捉犯人时多少也有一点小权力，于是刘邦可以借机交点朋友，如萧何、曹参、王陵、周勃、樊哙、夏候婴、灌婴等。其中萧何是沛主吏掾，曹参是沛狱掾，与刘邦打交道最多，“高祖为布衣时(萧)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威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为此，刘邦最信任的是以萧何、曹参为首的丰沛老乡。这些丰沛乡人组成的队伍本来不一定能成大事，偏偏在下邳遇上了张良。刘邦一见张良，便认定这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拜张良做厩将，对张良的建议也言听计从。而张良“为他人言，皆不省"，从而认定刘邦是一个值得辅佐的人，于是不断给刘邦出主意，包括破武关取威阳，屯军霸上，鸿门宴全身面遁，烧栈道迷惑项羽，制止郦食其分封六国主张，说服刘邦封韩信为齐王等关键性谋略，终于把一个“好酒及色"”的无赖变成了代秦面立的皇帝。
张良对这样一个流氓无赖出身的皇帝不大看得起，何况刘邦做了皇帝后又拼命封赏他的丰沛同乡。《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王五年的时候，已经诛杀了项羽，平定了天下，于是讨论功劳，进行封赏。众多的大臣互相争功。经过了一年多的讨论还没有一个决定。高祖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封他为侯，所封赏的食邑最多(食邑就是享受封邑的租税。)功臣们都说:“我们身上穿着坚固的盔甲，手中拿着锐利的兵器，作战多的人参加了一百多次战役，作战少的人也有数十回合的战役，攻取城池，占领土地，有的功劳大，有的功劳小，各有一定的等级。现在萧何没有汗马的功劳，仅仅靠着舞文弄墨，议论政事，不曾实地参加作战，分封功劳的时候，反而在我们的上面，这是什么道理呢?”高帝说:各位都知道打猎的事情吧!”功臣们说:“知道。”高帝说:“各位知道猎狗吗?”功臣们说:“知道。” 高帝说，追赶捕杀野兽兔子的是狗，然而发现踪迹并且指出野兽所在地方的是人，现在诸位功臣，只能获得走兽罢了，就像打猎时候猎狗所获的功劳样。至于萧何这样的人，他能够发现踪迹并且指出野兽所在的地方，他的功劳就像打猎的时候人所建立的功劳一样。况且各位仅仅以本身跟随我作战，最多也不过两三人。但是萧何全宗族几十人都跟随我作战，他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这个时候，群臣们没有人敢再说话了。
张良见刘邦只认萧何等丰沛同乡为“人”，将其他功臣皆视为“狗"，立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见到刘邦将非沛同乡的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分别诛杀，更想到跟着刘邦供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当刘邦说:“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张良立刻说:有i“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
刘邦想，留离长安较近，让张良住在留比让他去齐更容易监视一些，于是封张良于留。等刘邦确立了萧何的永相地位，张良又进一步提出引退的要求:“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舍之资，为韩报仇强泰，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刘邦想张良去 “学辟谷，道引轻身”，对他的政权并无妨碍，于是放下心来，任意让张良自由行事，张良于是获得安居乐业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良的功成身退，比范蠡更胜一筹。
一切人生智慧， 都是人生在具体实践活动中的经验总结，都是人凭藉其精力与自然、社会搏击的结晶，庄子的“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曾经给予志土仁人搏击险风恶浪的能力。今日社会较之封建时代已是本质的更新，但是人们同样要与自然搏斗，要在社会中立足，要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判断形势，以把握自己行进的步幅和进击的距离，这条原则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