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春秋》是“虽本史实，并含异文”[1]之作，目录学家将其列为别史或杂史类，《隋书·经籍志》谓“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徐天祜以为不类汉文，非马班史法之伦。故治史者每每病其诬；“异文”者，即《四库全书提要》所称的间以小说家言，“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故亦不为治文者所重。笔者曾化数年之力，勘校此书，并作过注释，寻绎过书中故事之原委及演化，觉得此书的文化艺术价值颇值得重视。今仅从此书的思想、史学、文学方面略陈鄙见，以抛砖引玉。
《吴越春秋》作者是东汉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赵晔（清避康熙讳改“晔”为“煜”），约生于公元十五年之际，卒于东汉明、章之时，主要活动年代在东汉前期。为今文经学家杜抚的弟子。与王充并为会稽之秀，“各鸿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多或少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2]所著《诗细》受到蔡邕激赏，甚至认为胜过王充的《论衡》，并传之京师，学者咸加诵习。赵晔著《吴越春秋》，刺取吴越史事，演绎敷陈了春秋末年吴越相为兴亡的故事，其间所寓治乱兴废、世道人心等现实思想内涵，足“可以劝戒万世”[3]，故寄寓讥刺劝儆之意甚明。
《吴越春秋》的思想价值，向为后人所称述。但一般都只从吴王夫差居危思安、喜谀恶直，致使国破身亡；越王勾践抱冰握火、发奋图强，终于否极泰来的等历史中，去寻其盛衰成败之迹，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吴越相为兴亡，并非历史的轮回，其间有着深刻的可资后人借鉴的历史教训。既涉及到夫差、勾践个人的品格问题，更关系到是否有适应时代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辨析力和策略原则。吴王夫差之败，主要在他的思想保守、政治嗅觉差。春秋末期，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礼崩乐坏”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夫差的思想却始终停留在春秋前、中期，他一味讲究仁义道德、不去“诛降杀服”，甚至为勾践、范蠡在石室尚恪守君臣之礼所感动，勾践的“尝粪疗疾”之举更是俘获了他的心，以至放虎归山。而勾践的思想却早就跨越了春秋而进入了战国，他不再讲什么仁义道德，也不计较以怨报德的责难，热衷于搞阴谋诡计，只要能实现他的复国目的，他无所不用其极，包括为后人歌颂备至的卧薪尝胆。最后，当然是思想“前卫”的勾践成功了。本书形象地揭示了兴亡盛衰的政治规律，给后人以诸多启迪。
《吴越春秋》也展示了东汉经学家的道德观念。在书中，越人赵晔并没有夸耀越之多贤，以矜其故都，相反“却内吴外越，疏本国而亲敌国”，以至使人颇怀疑其著作权：“越籍人的著述岂容如此”？[4]其实汉人论吴越之事，均循儒家道德尚吴卑越。即使是并不服膺于儒学的司马迁也不例外，《史记》中吴国赫然冠于世家之首，列于齐、鲁之前，原因就是“嘉伯之让”。
夫差荒淫误国，后儒常以为鉴，但只是痛责其近谗疏直、沉湎酒色之过，并未责让他败越释越之举，因为“春秋犹尊礼重信”[5]，“耻伐丧，而荣复仇”[6]。夫差之于勾践，是复父亲之仇、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是复父兄之仇，所以都是符合春秋之义的。勾践惯以诈术取胜，为春秋所恶。王充说他是“有所欲为于它而伪诱属其民，诚心不加”[7]；汉“群儒之首”的董仲舒激烈反对将勾践及其主要谋臣范蠡、文种称为“仁人”，理由是“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而越乃“为诈以伐吴”，“以此观之，越本无一仁，而安得三仁”？[8]作者渲染越国君臣的权谋手段颇费翰墨，但字里行间却显示了勾践的诈缓之道、倾覆之心，非仁非义，与吴王夫差恰成对比。如越为虚吴府库，诡称饥荒，夫差不听子胥谏阻，怜越民而贷之粟。第二年，越竟将粟蒸熟而归吴，夫差见粒肥大，一面赞叹勾践之有信义，一面令吴民为种子，种杀而酿成大荒，越王勾践犹欲乘隙伐吴。这里，勾践以怨报德，显出伪而无信的小人奸滑之态，夫差愚赣昏聩，倒颇具仁义忠厚、以德报怨、以诚待人的君子长者之风。作者还常常借他人之口，揭露勾践的虚伪，如假子胥之口，称他“内怀虎狼之心，外执美词之说”。借范蠡遗书文种，揭其“可以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的本质，都是入木三分之笔。书末，作者又通过范蠡、文种等功臣鸟尽弓藏的结局，进一步暴露了勾践的贵而忘义、刻毒寡恩、人莫予毒的罪恶本性，读来令人发指。显然，作者在叙写中不仅没有为勾践“讳”，而且，一股对勾践的憎恶之情却溢于言表。这正反映了汉代一般人的感情。汉初陆贾《新语》载秦汉间民间传说，勾践杀戮了功臣后，“勾践不乐，忧悲荐至，内崩而死。”东汉初越籍人袁康、吴君高的《越绝书》，各篇标目虽已杂乱无序，然从今本仍可看出，此书记吴事也用“吴内传”，记越事又大都用“外传”字样。内吴外越，或已为汉懦成俗之见。
《吴越春秋》中的辰日生克之占，也为汉代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素材。西汉董仲舒发展了邹衍的五行说，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自此，“符命盛行，俗儒增益，舛讹日繁”[9]。今文经学家们纷纷自造经说和妖妄言辞，托孔子及圣贤之名，成为谶纬神学。东汉光武因谶纬有“刘秀”、“赤九”等预言，崇信更甚，定谶纬之学为内学，地位高于经书。他用谶纬法讲五经，依据谶纬来用人行政。谶纬神学发展到鼎盛时期，成为东汉主要的上层建筑。于是阴阳五行、占卜星相等神秘的方术大倡，特别是用干支辰日生克为占，几乎成为汉人一切行动的指南，谶纬神学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医学、文学等一切领域。
《吴越春秋》作者赵晔，是精于谶纬妖妄之学的薛汉的再传弟子，他在此书中娴熟地运用着辰日生克之占。诸如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与干支、日月、时辰、方位、天神、星宿、岁德、岁刑等等相配属并加以附会，利用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来预测吉凶祸福等。作者笔下的吴越谋臣子胥、范蠡、文种等军师形象，虽为春秋末的历史人物，但巳是作者根据汉人意识改铸了的艺术形象，酷似汉代那些变复之家、月令之家、六情风家等术数方家，他们皆精通辰日生克之占，成为智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如表现子胥之智，作者描写他在重大事件发生之前，都借此术预知吉凶，并对时态洞若观火。如《吴越春秋》卷三写楚平王夺媳逐子，囚禁强谏的伍奢，并欲召其二子，斩草除根，又俱子胥之勇，故逼子胥之父伍奢写信召子，又假封二子为侯。伍尚欲往，子胥即为兄卦曰:“今日甲子，时加于巳，支伤日下，气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即知楚王及父信皆存诈，往必就死。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时加于巳；范蠡占戊寅之日，时加日出；有腾蛇、青龙之语；文种占阴画三。有元(玄)武、天空、天关、天梁、天一、神光诸神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未免多所附会。”辰日生克之占等谶纬之学至隋时被禁绝，世不复传，今稍可见者，惟类书一二援引及诸家书目具名而已，《吴越春秋》中的这些资料就弥足珍贵了。
【注释】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2] 《会稽典录》引三国吴山阴朱育语）（详见拙作《〈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载《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四期
[3] 徐天祜《吴越春秋序》
[4] 见陈中凡先生《〈吴越春秋〉为汉晋间说部及其在文学上的成就》，载《文学遗产增刊》第七集）
[5] 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条
[6] 《春秋繁露》卷三四
[7] 《论衡·定贤》
[8] 《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9] 胡应麟《四部正讹·谶纬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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