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读内容】
02.03 子曰：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导读学者】
欧阳祯人： 武漢大學國學院 教授
石立善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院 教授
邹 峻：國家開放大學 副教授
【共读笔记】 （来源：論語滙）
石立善:
道，导也，引导。令，禁令法规。
齐，齐一。刑，刑罚。
这章分两段
政，禁令法规。
夫子是针对当时为政者用禁令、刑罚治理国家的弊病而发
用禁令、刑罚治理国家，老百姓惧怕，为了逃罪，而不敢违背，却并非发自内心
这样老百姓心中仍然没有羞耻改过的想法，一时遵守法规而已
这样的政治，所谓治标不治本
第二段，夫子提出与禁令、刑罚同样重要的方法：德与礼
为政者以身作则，以自身的修养和能力引导民众，感化民众
并且用礼教使民众协同规一
这样民众就知耻，人人都尽力做到善、至于善
格，至也。
崔茂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威权强制，是征服、统治下的令行禁止与整齐划一，老百姓没有自主的生活，没有言论和行动自由，在暴力淫威之下，过着恐惧而受奴役之生活，最高的生存要求就是逃避刑罚，至于如何建构有理性有耻感的道德人格，则完全没有可能。
石立善:
我们要注意的是，“礼”其实也是规定、制约，只不过礼是由内而外的，要人自然信服，自觉遵守，并非强制和高压式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词语是“齐”，政治的一个主要目是要民众划一协同，“齐民”是所有为政者们所致力的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民”是指庶民，老百姓，不是贵族。
崔茂新: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遵道而贵德。德，行道有得为德。在上者个人的德行，行不行道，具有一种无声的社会导向作用，而社会又能够普遍的隆礼而用敬，这样就会形成一种人人以不德为耻，修身以自安的自我匡正的风气。
石立善:
我个人理解，孔子的意思是：为政者治理民众，只有刑政而无德礼，不可；只有德礼而无刑政，也不可。刑政与德礼，两者相辅相成，不可缺一。
邹峻:
我理解，此章为孔子政治主张，首先是如何安民的问题[微笑]
崔茂新:
这样就可以形成民众在道德上自觉自为自发，是内在的道德自主性力量，因此是人性优化、人格完善的过程。
邹峻:
用刑与政的管理，不如倡导德与礼的治理，使民有自觉社会化的空间
耻感文化，是中华文明宝贵先天秉赋[微笑]
石立善:
夫子可能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有为而发
崔茂新:
没有自觉自主自由的道德，是伪道德。暴力独裁统治总是打着道德的幌子。
邹峻:
政治教化，重在启发善性的自觉，而不是戒惩民心之趋利自私的本能
@崔茂新 我如此理解，可与君子修己以安人统一起来[微笑]
涉及到论语读法的问题。我一直以为，论语首先是一部中国的教育学，其次是人类的政治学[微笑]
石立善:
我再补充一点，如果过于强调和依赖为政者自身的“德”，就会陷入“人治”
邹峻:
孔子在他所处的时代，主张王道政治是必然的，但当时主政者，已然倾心于霸道，对于治国安邦策略，多偏重法家权谋，这其实正是孔子不乐意认同的[微笑]
我从孔子家语中，补充些材料，供大家参考
孔子祖宗之国宋国的国君，请教孔子长治久安之道，孔子讲，“邻国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得之，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则民不惑，士益之禄则皆竭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任能黜否则官府治理。”而且，在孔子看来，“此事非难，唯欲行之云耳”[微笑]
崔茂新:
@石立善 此点甚为重要。德行引导，必须是无为而治，让人们依据内在的良知和德性引导自行其是。如果是有为的以德治国，那就必然地会陷入对暴君独裁的歌功颂德，是人治，更是治人。人就给治了。
邹峻:
政治家记性不好，在哀公心里存有一个笑话，有次问孔子：“寡人闻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诸？”孔子回答“此犹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
哀公不大相信，孔子讲“昔者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圣祖之道。坏其典法，废其世祀，荒于淫乐，耽湎于酒。佞臣谄谀，窥导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诛桀而有其国。此谓忘其身之甚矣。”
石立善:
熟读《孔子家语》啊，《孔子家语》里面保存了不少古老的文献
邹峻:
申明一下，有家语伪书说，从人文教化讲，我更愿信其有[呲牙]
石立善:
《孔子家语》成书晚，所用的一些材料很可能是战国末期的
邹峻:
孔子本人事迹，于战国人应比我们更加清楚一些。几千年后的孔子，与我们今天又会有怎样的关系？无论怎样，德和礼的价值，会长久于政与刑的吧，或者未必，吾无知矣[微笑]
郭宽润:
本章要從前面章節之間的關繫來理解，首章論及為政以德，本章則對此進行展開。《禮記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本章就是對此進行格義。
本章理解重點在於‘道’‘政’‘刑’‘德’‘禮’‘格’。道，何晏《論語正義》訓解為化誘；朱子《四書集注》訓解為引導，謂先之也；《錢穆論語新解》訓解為引導領導；我理解為領導範導，在具體實施層面是領導意，在價值層面是範導，規範並引導。
邹峻:
孔子对刑的态度，也有听讼以至无讼的追求[微笑]
郭宽润:
政，何晏《論語正義》中訓解為法教；朱子《四書集注》訓解為法制禁令。我理解兩者合一才更加準確。
政，劉寶楠《論語正義》訓解為‘道國’之道，謂教之也。
刑，刑罰。德，昨天闡釋過。禮，還是慢慢來吧。格，何晏《論語正義》正也；朱子《四書集注》至也，謂躬行以率之，又格，正也，格其非心。
本章道破了一政治個現象，領導者以什麼理念制度來領導人民，就會涵育出什麼樣人民。
《禮記緇衣》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大戴禮禮察篇》為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
《老子》 中也有類似的論述：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這個現象是心理學中的皮格馬利翁效應，這是這個效應在政治層面的印證。
其實這個角度的經驗，大家每個人都有，如上班遲到，如沒被發現或者說找人代打卡，得以逃脫罰款一類的懲罰，大多是有某種僥倖心理的感覺。現在指紋打卡不容易做到了，但還是可以從後台修改數據來逃脫，這都是避免懲罰的意思。
理念制度與民眾素養的互動是怎樣的一個關係？源於中華文化的日本發展出來的日本式管理最後一條一般都是形成素養，禮治的秘密就在於此。
法令規章一般是負激勵，即是做不到就要被懲罰，它是以底線為基礎的治理，有意思的就在這，被懲罰是不會形成素養的。法是防禦性的，防止的只是突破底線，禮是提升性的，提升的是人的素養。這就是傳統四辨的禮法之辨。
法懲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前。法律規章制度等只能懲罰違反的人，而禮則告訴你這樣做不對，從而產生羞恥心，進而修正自己的行為。
《孔子家語刑政篇》仲弓问于曰：“雍闻至刑无所用政，至政无所用刑。至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是也；至政无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
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颛五刑必即天伦，行刑罚则轻无赦。侀，侧也；侧，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尽心焉。”
《孔叢子刑論》孔子曰齐之以礼，则民耻矣．刑以止刑．则民惧矣．文子曰今齐之以刑．刑犹弗胜何礼之齐．孔子曰以礼齐民譬之于御则辔也．以刑齐民譬之于御则鞭也．执辔于此而动于彼御之良也．无辔而用策则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执辔．右手运策．不亦速乎．若徒辔无策．马何惧哉．孔子曰吾闻古之善御者．执辔如组．两骖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礼而薄于刑．故民从命．今也废礼而尚刑．故民弥暴．
上面引文中，禮譬之于御则辔也，刑齐民譬之于御则鞭也。這轡與鞭之喻極為深刻，轡實際上有明確的規則之意，是大家共同認知的規則，不會受個人喜好認知等影響；鞭則很難說，因這取決於執鞭之人，容易受其認知喜好等影響。
邹峻:
孔子极重民生价值目标，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
哀公问操作方案，孔子讲“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这个道理，古今中外，一也[呲牙]
齐景王到鲁国访问，专门派晏婴去找来孔子讨教政道，孔子答曰：“政在节财。”[微笑]
对于执政成功人士的期许，子路能够理解“幼而好学”和“壮而有勇”的道理，而对孔子所推崇的“有道下人”，举不出实例[呲牙]
孔子告诉他，“吾闻以众攻寡无不克也，以贵下贱无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犹下白屋之士，日见百七十人，斯岂以无道也？欲得士之用也。”孔子的结论便是：“恶有有道而无天下君子哉？”
在回答子贡“今之人臣，孰为贤”问时，孔子讲只知道过去有齐国的鲍叔，郑国的子皮，理由是他们分别举荐了管仲、子产[微笑]
而对哀公问“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则勉强推出卫灵公来，一是他能“爱而任之”他能干守信的弟弟，二是对“见贤必进之而退与分其禄，是以灵公无游放之士”的贤士林国，受到他“贤而尊之”，三则“有士曰庆足者，卫国有大事，则必起而治之，国无事则退而容贤，灵公悦而敬之”，四则“大夫史鱿，以道去卫，而灵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鱿之入，而后敢入。”最后孔了的结论是：虽次之贤，不亦可乎。
刘国庆：
孔子这段话，有两层意思是没有说出来的：第一，导民、齐民并列，对象都是民，实施者都是政府。第二，政和德是导的工具，刑和礼是齐的工具。这四者都是政府的工具。“为政以德”就印证了这一点。
但孔子对为政的看法，却不限于入仕为官，在家孝弟也是为政。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可见，在孔子看来，持家，为政，教化都属于政治，儒者在野可以办私学，教化一方，在朝为官，也可以官府的力量推行教化。在论语中我们也可以见到这样的例子：
《 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儒门的这条政教路线，历史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看中国历史，在战乱动荡的年代，儒门总是能保存汉族的文化血脉，哪怕是历经秦火，儒学受官方打压，儒生借着占卜之书发挥自己的思想，把易传写成了中国最具哲学高度的著作之一，直到汉兴起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但一旦到承平时期，儒学进入官府，官府借儒学教化以推行自身的政治主张，却往往造成儒学自身失去创造性，同时官府也并未因此让社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为什么教化与政治的联手，与其说是教化的捷径，不如说是教化的坟墓？一则政治的背后是暴力。在暴力面前，教化如何起作用？二则，政治的后面是利禄。在利禄面前，哪里能分得清真心假话？。
汉朝自汉武帝推崇儒学，儒学刚开始补充法律，后来法律逐步儒家化，“以春秋断狱”，带来的是大家族的崛起和政治的黑暗，社会的破碎乃至外族入侵，华夏文明走入了弯路。宋明时代，儒门一部分人着意于社会自治，另一部分人入仕为官，结果却是官派与野派水火不容，甚至同门相残。此病此风，绵延至今。多少次性命相博的“路线斗争”，不过是思想不一致而已。
邹峻：
@刘国庆 对圣治理想有无信心，确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大问题[爱心]
刘国庆：
@邹峻 我是没有。圣、王必须分开
儒门为什么要借官府以行教化，为什么不能独立于官府，自己承担教化之责，而把政治责任交给官府呢？“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呢？
事实上，虽然耶稣有这个想法，但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也是罗马的国教，不过教会的首脑却是教皇而不是皇帝。中世纪是教皇的权力大于各国国王的权力。但教皇和教会独立于朝廷的存在，带来欧洲在分裂战乱之下，文化却能保存在教会之中，点点滴滴地积累起来。反观我国，宋元明清每次改朝换代，都带来政治的专制力量加强，民间自治力量的减退。很多人现在都认为中国文化的高峰在宋代而不是清代。
差异在哪里？耶稣之后，基督教会成立，教化的力量有其统一的存在。可是在孔子之后，儒门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墨家有）。没有统一的组织，就没有统一的意志。就只能被强力的政治所宰割，进入低谷，在低谷期，不得不进入民间，通过民间的“礼”，逐步团结社会，再度回到社会的中心。
反观基督教，虽然有统一的组织，能够和政治对抗，但代价却是一次一次的宗教裁判，不断地宣布异端，内部的分裂迫害不断。直到宗教改革，新教出现。
教化与政治，东西方都有了弯路，在曲折中寻找着自己的路，但看来有三点是必须的：第一，政教不能合一，必须相互独立。第二，教化必须又独立的能力，包括社会价值，组织，经费来源。教化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和而不同，才是社会进化的根本机制。第三，教化的组织和教化的内容要分开。组织内部不能区分正统和异端，要一视同仁，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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