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事物总是发展的、变化的、相互联系的，要学会用唯物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可在现实中常常会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历来人们评价功过是非，对小人物往往和大人物不是用同一个标准或尺度。
远的不说，这里就敦煌壁画的保护和破坏，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位人物：王道士和张大千。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哪儿跟哪儿呀，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嘛！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某一事件时，就会有了“相及”的地方。
王道士真名王圆箓，祖籍湖北麻城县，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守护着一片佛窟。众所周知，王圆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守护，真是奇人遇奇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和民工清除16号洞窟的积沙后，发现内有一门，高不容人，外用泥块封闭着。他们好奇地把门打开，竟发现洞内无数白布包充塞其间，仔细观察，才发现是个藏经洞。于是他晓行夜宿，步行五十里，专程拜访了县令严泽，还专门挑了两卷经文送去。这个县令除了渔肉百姓外是狗屁不懂，把两卷经文当作发黄了的废纸，一笑了之，王道士失望而归。1902年，到了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来了位进士出身、谙熟金石的新县令汪宗翰，王道士重振信心，再次登殿拜访，苦心陈情，报告发现藏经洞的情况，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汪县令立即带领人马，浩浩荡荡，视察了莫高窟，王道士心甚喜，以为碰到了救星，谁知汪县令视察后，手上拿着挑选好带走的经文，对王道士说了声“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扬尘而去，怎么保存，如何看管，王道士伸长脖子等待，没有下文。
王道士仍不甘心，他雇了毛驴，备了干粮，挑了一些经卷，对弟子和民工做了简单交待，冒着被土匪劫杀的危险，单枪匹马，风尘八百里，赴酒泉叩见肃州道台廷栋，这位道台学问大大的有，仔细观看了经卷，既没评价这些文物究竟有没有价值，也没提到如何保护，只是从书法的角度欣赏了一番，并得出结论，经卷上的书法与他写的有得一比，也就了事了。消息传到甘肃学政叶昌炽耳朵里，他通过县衙要了一些经卷，王道士以为这次会有希望，但叶昌炽也只是为了充实他正在写作的《语石》。果然，才学满腹的学政除了在《语石》中对藏经洞经卷作出一学术评价外，也没有任何保护的建议和举措，王道士失望极了。
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让他名垂青史的英国人--斯坦因，他从印度来到敦煌，打听到了王道士的这一发现，于是用金钱来诱使王道士给他看看。王道士一看是个外国人，以为是八国联军的逃兵，马上提高了警惕：在景区转一转可以，看经书，绝对不行。斯坦因便说自己是玄奘的忠实信徒，慌称自己是沿着玄奘取经返回走过的路，历经艰辛才来到莫高窟，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王道士虽不信佛，但西游记的故事小时候要饭还是经常有机会听说书的艺人讲过，于是就答应让这个外国人瞅一下。
斯坦因不看便罢，一看就发现了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卷汉文译本，心中高兴得了不得。但此人十分狡诈，为了欺骗王道士，就不动声色地说：自己十分崇拜玄奘，玄奘法师在天之灵暗示着要我把这些经书带回到佛国印度去，王道士被骗相信了，就把经卷卖给了他。目送斯坦因的车队在夕阳下远去，沙漠上留下的深深车痕，如同碾在王道士的心上，也碾在中国人的心上。这一情节在首届敦煌文博会主场演出--《又见敦煌》中作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和烘托，无不令人动容。
任继愈老先生十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曾评论过敦煌遗书被盗事件：“尽管王道士在发现后不久报告过清政府，清政府却漠然处之。这样单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无法也无能力来保护它的。于是无可避免地也就决定了这批遗书的不祥和悲惨命运。”这就是大师的风范，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的客观评价。
其实客观地讲，王道士对莫高窟也是有贡献的，一是募集资金，把已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清理出来，使莫高窟得以重见天日。二是发现了藏经洞，从而导致了“敦煌学”在全世界的兴起。三是对洞窟进行了多年修复，使之得到延续。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人们总难免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思想在作祟。可你是否知道，有一个人，他对莫高窟文物的毁坏，其实要远远甚于王道士，这个人就是张大千。从1940年至1942年，张大千曾两次赴莫高窟临摹壁画。在临摹时，经常把表层的后期壁画剥去，来一睹里面的早期壁画。如今的莫高窟第130窟，就留有张大千的“杰作”，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今天游客看到的，是最下层的盛唐壁画。更令人惋惜的是，张大千在剥掉壁画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而是随剥随丢，西夏和晚唐的精美壁画就这样被一双创造美的手掰成了碎片，而最底层的盛唐壁画，已被后绘者划得面目全非。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肃的报纸上揭露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但未引起重视，可见当时没有文物保护的社会认识。40年代的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尚可原谅，那清朝末年的王道士呢？对他的评价，是不是更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呢？何况道士所为，乃为无意，他根本不知道壁画的艺术价值，古人不是说过吗，“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可张大千呢，作为一代艺术大师，他不可能不知道敦煌壁画的价值吧？他这是有心为恶，比王道士的行为不知要可恶多少倍，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谴责，因为他是名人。
当然了，张大千的敦煌之行还是有功劳的，历时两年七个月，耗资五千余两黄金，临摹莫高窟壁画二百七十六幅，陆续在兰州、重庆、成都、上海等地举办了临摹敦煌壁画展览，一时间人潮如涌，震惊中外，促进了艺术界、史学界及社会贤达对发掘敦煌宝藏的极大兴趣，敦煌壁画从此受到政府和各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敦煌艺术从此走向了世界。此外，张大千还有一举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积极建议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这为后来莫高窟以及周边东千佛洞、西千佛洞、榆林窟等文物的保护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愿我们及后来人能够正视历史，公正的评价每个人的功与过，不管他是王圆箓，还是张大千，抑或是……
科学无国界，文明也不应有国界。值得庆幸的是，敦煌的那些宝贝不管它散落在何处，这些文物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敦煌学不仅在中国，更在全世界，敦煌有过去、有今天、更有未来。
作者简介
王月娥
作者简介：王月娥，国家电网甘肃电力公司文学协会主席、书美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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