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日子，一个书生来到敦煌。那时，连敦煌艺术的守护神常书鸿先生也已架鹤西去。三危山上的佛光再也没有向世人启示。
这个书生早已从史书上读了很多关于敦煌的故事，并接过了先辈们的伤心与悲愤，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的门前。他似乎提前准备好了愤怒。
他是冲着王道士来的。他见过王道士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说：“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虚构了一个个王道士把敦煌文物贱卖给西方的历史细节，“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由那些细节，一个卖国贼，一个叛道者，一个千古罪人的形象就此树立起来。
这个书生就是余秋雨。他的文化苦旅就是从敦煌开始的。他把自1900年以来的尤其是1930年陈寅恪先生“伤心”以来的愤怒，像秋雨一样泼在了这个渺小的道士身上。由于他的传播，早在1931年就埋骨于此的王道士从阴冷的地底下被挖了出来，遭到众人的唾弃。凌乱了的不仅仅是王道士的阴魂，还有那个阴冷的时代。
这也许应了佛家的因果之法。有那样的因才致这样的果。
但到底如何来看待这个道士的“发现”与“罪行”呢？这成了100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此前已经述及，当欧洲人完成了地理大发现之后，他们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武装。于是，他们不断地寻找自己的殖民地。这是史前从伊朗高原上下来的雅利安等民族对欧亚地区大侵略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大侵略。雅利安等民族代表的游牧文明，对印度、希腊、美索不达米亚的农耕文明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完成了那些地区的文化转型。中国也一样，来自北方的游牧文明在黄帝的带领下对黄河流域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文明进行了统一，完成了中国的图腾创世。然后在轴心时期他们共同完成人类历史上的文化盛景的创造。从那以后，尽管人类历史上战争不断，然而，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它们都不过是神学文化的延续。亚历山大如是，成吉思汗亦如是。但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在地理大发现时所进行的侵略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最大规模的侵略。他们所到之处，原有的文化荡然无存--玛雅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一一消失--顺手，他们把上帝的十字架插在了这些文明的坟莹上。最后，他们一手握着十字架，一手举着枪炮来到世界最后一块大陆--中国。但是，真正来到中国的是并非这些十字架，而是关于人学的文明。
那个时候，欧洲正发生着文化上的巨变。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人文精神、科学观念摇撼着神学的大厦。上帝的十字架摇晃着。一个大写的“人”字不断地上升，人学体系露出雏形。及至19世纪，人学观念基本确立，神学思想遭到灭顶之灾。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其依赖的哲学不再是《圣经》，而是与《圣经》相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1859年11月24日，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宣告了神创世界观念的破产。1872年，有一个叫尼采的青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专著《悲剧的诞生》，在这部著作中，他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宣言：“上帝死了。”欧洲世界由此发生了自历史以来最大的文化突变。虽然这些观念都是在1918年新文化运动中才洪水般袭来，但之前列强的侵略与基督徒的传道为其打开了方便之门。
1873年前后，当李鸿章与日本、英国、秘鲁等国不断地签订“和平”协议时，就已经预言中国正处于“三千年一大变局”.他指的当然不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变局，而是中国文化的变局。到王国维和陈寅恪时，他们遭遇世变，终于感到，这并非一变局，而是一“巨劫”.在陈寅恪看来，这是中国文化三纲五常撑起的中华文化大厦的倾倒。
大厦将倾，独夫奈何！李鸿章无奈，康梁无奈，就连光绪皇帝也无奈。1900年，颐和园这一代表着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国文化的标识被八国联军一夜间焚烧了。王国维不堪大厦之倾，也纵身跳进了这一火海。紧接着，斯坦因、伯希和等所谓的文化使者随着列强的脚步，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指南针，来到了另一个代表中国民间信仰和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文化标识--敦煌莫高窟的门前。
夜幕降临，古老的敦煌显示出颓唐、疲惫与无奈的神情。她衣裳褴褛，蓬头垢面，流浪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只有一个道士在虚空里发下誓愿，成了这里的守门人。释迦佛曾预言，佛法生于印度，但在500年之后将在中土兴盛。为了这个预言，达摩禅师徒步来到中土，传播佛法。佛教终在汉魏扎根于中土，在隋唐臻于全盛，八宗竞秀，高僧如云，寺院如林。用了将近一千年。杜牧曾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末以来，佛教向中国社会和文化深层渗透，促成了宋明新儒学和宋元新道教的孕生，佛教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可分割。在中国民间，佛教起着安定民心的巨大作用。佛教认可儒道两家所信奉的封建王朝。老百姓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祠堂，在那里供奉着自己的祖先。但是，在大街上或村头附近，一定要立一座寺庙，以保佑大地上的一切生灵。微风吹来，寺庙里传来一声声空灵的钟声。那是人们心灵的福音。钟声在虚空里向四处荡漾，所抚之处，伤痛愈合，仇恨被除，祥和即在。就连皇宫里，吃斋念佛也成了一个日常的细节。
在佛教的历史上，印度佛教曾遭到伊斯兰教的大加攻伐，佛塔被毁，信仰转向。如今，手拿十字架的基督教徒们又来了中国西部的佛国世界。从这个意义来说，斯坦因、伯希和等就不仅仅是侵略，而是发动着一场关于信仰的战争。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道士王圆箓成为一个佛门的罪人。他没能守住那些信仰者的经卷。
然而，中国有句古话，墙倒众人推。敦煌这座文化的灯塔不是王圆箓一个人能推倒的。
当王圆箓将两卷经文送给敦煌县令严泽时，他希望这个县令能出资保护这些经文并同时修缮莫高窟。严泽看了看这些发黄的文书冷笑了两声，便将这个破落的道士赶出了衙门。
两年后，当王圆箓得知新知县汪宗翰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有研究时，便又一次向这位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汇报了藏经洞的情况。这位饱学之士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临走时留下一句话，看好藏经洞。
王圆箓不死心，他总觉得这些东西能给他和莫高窟带来财富，使莫高窟恢复往日的辉煌。于是，他又带着两箱经卷，奔赴几百里外的肃州。但是，当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翻了翻这些经卷上的文字，笑道：这有什么稀奇的？这经卷上的字比起我的还差一截呢。
从虚空里伸出来一只只手，将斯人一次次推远。在黄沙吹拂的广袤西部，斯人一次次靠在古道上，伤心了。
忽然的一天，汪知县到来。王圆箓喜出望外。王知县说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对藏经洞颇感兴趣，便索了几件经卷而去。也许是叶昌炽的努力下，1904年，甘肃省府下令对敦煌经卷就地保存，但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最后，据说这位道士给远在北京的老佛爷写了信。也没有回音。
如果这些历史的细节确凿无疑，那么，王圆箓对这些经卷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来反驳那个将满腔愤怒都泼给王道士的书生余秋雨，我们也就有理由将所有的历史罪责推给那些目睹了经卷却又不识经卷的知县、道台，推给那些旧知识分子。我们就可以放了王圆箓。
大厦将倾，斯人何为？
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悠然产生：是什么原因使王道士对外国人斯坦因产生了信任并将大批文物卖给了他？
不难发现。当书生余秋雨谴责王道士之时，已经预设了几个前提。一是莫高窟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上的珠穆朗玛峰，二是王道士认识这些文物的价值，三是王道士乃一高僧大德，四是王道士当为其牺牲。
如果我们要问，当这些前提都不存在时，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呢？回答很简单，那恰恰是王道士的真实处境。因此，我们有必要和那个书生重新走进历史的现场。
现场一。当几任官吏看到这些经卷时，没有一个感到如获至宝，相反，他们嫌那些经卷的书法不好，毫无价值。要知道，上面提到的几个人可算是当时甘肃最大的知识分子了。那就是说，在当时，这些经卷在知识分子看来，没什么价值可言，而在普通人眼里，一钱不值。反过来，我们就要问，既然都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凭什么要让王道士认为那是国宝，必须要用生命去捍卫？
现场二。那个时候，佛教仍然是河西走廊的主要信仰。三教合一使皇室、知识分子与民众都信仰佛教。凿窟修行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个人而言，抄经便成为最重要的修行方式之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佛教认为，抄经有五种功德：可以亲近如来，可以摄取福德，亦是赞法亦是修行，可以受天人等的供养，可以灭罪。弘一法师也曾说抄经十大利益。在《金刚经》《法华经》《药师经》，乃至《地藏经》《维摩诘经》等大乘经典中，都讲抄写佛经有极大的功德。所以，这也是敦煌莫高窟为何有那么多经卷的原因之一。（未完待续）
作者：徐兆寿
来源：中国甘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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