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
北宋. 王安石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游褒禅山记》是北宋的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更成为世人常用的名言。
该文是王安石34岁时，从舒州通判任上辞职，在回家的路上游览了褒禅山，三个月后以追忆的形式写下的。四年后他给宋仁宗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十二年后罢相。他不顾保守派反对，积极推行新法。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这与本文的观点也有相似的地方。
从文章后面有“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字样，据此可知这篇名文是作者在宋仁宗（赵祯）至和元年即公元1054年写的。当年4月，王安石从舒州（今安徽潜山县）通判任上辞职，在回家探亲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同年7月以追记形式写下此文。作者叙述他和几位同伴游褒禅山所见到的景物，以及游山经过，并以此为喻，说明要实现这大理想，在研究学问上要“深思而慎取”。
王安石是主张变法的，青年时他就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但他也认识到，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必将遇到重重阻碍，要成功，“志、力、物”缺一不可，但“物”与“力”不可强求，一个人要想为社会有所贡献，能做的只有“尽吾志”。“尽吾志”思想正是王安石后来百折不挠实行变法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文章应“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居士。封为舒国公，后又改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江右民系，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今临川区邓家巷）人。卒谥文，故又称“王文公”。他“少好读书”，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党领袖。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宋史·王安石传》。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答曾子巩书》。
王安石在文学上也是个革新派。他是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反对北宋初年浮靡的文风，主张文章“务为有补于世”。他的诗文多为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他的散文雄健峭拔，在唐宋八大家中独树一帜，诗歌遒劲清新，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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