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街小雨润如酥的下一句_天街小雨润如酥图片

长安这座城在当年在李渊李世民建国的时候是个非常新的城市，而且是几乎一座空城交到李唐王朝手里。虽然说一直到西汉时中国的首都都是长安，但是从东汉开始首都就移到洛阳了。所以为什么叫东汉呢，因为洛阳在西安的东边。东汉一垮掉，经过三国和五胡十六国时代，长江以北各种政权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到了隋文帝杨坚的时候，长安已经被重建蹂躏焚毁不知道多少次了。而且供水也不足，水质恶化，那这城市根本就不宜居了。其实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在汉朝的时候关中地区就已经不能够供养一个全国性的首都了。所以当年隋朝的杨坚和杨广父子，对于重建这个国家的新首都，有一套宏大的理想。他们干脆就没有要汉朝时候的长安旧城，而是试图根据战国时候的考工记的记载，来新造一个理想中的，最符合中国传统帝王风水的一个伟大的首都。

隋朝上下准备大干一场，把新的国家首都起名叫大兴城，这就是后来长安城的雏形。结果新城刚建好没几年，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就亡国了。而且隋炀帝后期的设想是迁都到大运河的中心洛阳，没有认真营建关中地区的打算。他这人一辈子都比较喜欢江南，乃至于他人生的后半拉都在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待着。所以长安等于是李渊李世民父子建国之后接手的一座崭新的空城。这个简直是太运气了。中国历史上真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像唐朝这样刚刚一建国，底子就这么好的政权。就比如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穷二白，国民经济在崩溃的边缘，什么都没有。唐朝刚刚一建立的时候，首都刚刚修好，一个崭新的雄安新区。大运河也刚刚修好，南北水利畅通。所以说这姓李的一家人真的是捡了杨家的大便宜。

唐朝开国之后大兴城当然不能再叫大兴城。所谓新朝新气象，再加上李渊李世民父子急于想要巩固大唐政权的正统合法性地位。所以大笔一挥，大兴城改名为极具政治意味的汉代首都的名称，长安。因此，长安虽然是个非常古老的称呼，但是唐朝开国的时候，这个长安城是崭新的，和汉代的长安不是一个城市。这儿多说一句，从唐朝、宋朝、乃至于到了女真人的金国手里，长安的官方名称其实都是一直叫京兆府。因为汉唐一千年，这里几乎一直是中华帝国的首都，所以哪怕后来的宋金什么的政权虽然实际上首都不在这里，早就挪到开封府去了。但是形式上长安的京兆府名字不变，暗示自己的政权承续前代法统。到了元朝时候蒙古人不吃这套，他们把“京兆府”易名叫为“奉元路”，侍奉的奉。明朝的时候改了个比较中性的名字叫改“西安府”，“西安”这个名字就叫开了。

长安城里头有一条横贯南北的大街，叫朱雀大街，又叫天街。这条朱雀大街实际上是条中轴线，把首都分成了东西两个县，东边这个叫万年县，西边这个叫长安县。合起来读，按照古人从右往左的阅读顺序，叫万年长安，就是永远国家太平的意思。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最高政治理想其实就八个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帝制时代，这八个字就是农耕文明的终极追求。一城之内设两县，东边万年，西边长安，而两个县又都归京兆府管理，从这种建制又可一窥法家治国理念的平衡之术。但从皇室到老百姓又都习惯把这个首都叫长安城。所以大家看到有不少唐朝诗人或者那个时候的政治名人履历上写是京兆万年人，或者京兆长安人，其实都是长安城本地人。所以不得不纠正一下，千万不要误以为万年县就是相当于现在北京昌平通州这种，恨不得五六环外的地方了。或者只有京兆长安人，才是真正住长安城里的户籍人口。其实当年的万年县是就相当于北京市东城区，长安县相当于北京市西城区，俩地儿都是在城里。比如韦应物，这是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的大诗人，后来五代十国时候的词人韦庄是他亲重孙子。他们家祖辈就都是京兆万年县人。翻译成现代话，人那籍贯在长安街东边，住东城区。用长安泛指首都京兆府和整个长安城，其实是一种社会习惯。毕竟叫起来好听，比如黄巢有句诗叫“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长安两字入诗好听，你要说“冲天香阵透万年，满城尽带黄金甲”，不好听而且也容易引起歧义。

把长安城一劈两半的朱雀大街必须要着重说一下，这条街太重要了。无论从政治意义还是文化意义上来讲都是中国第一街，相当于我们北京现在的长安街。这条街有150米宽，从城南的明德门进来直通皇城的朱雀门。所以说是天街。这么说没有什么直观的作用，强烈建议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天安门广场上感受一下一条这么宽的马路的气场给人带来的心理震慑，简单概括就是四个字：大国气象。从唐朝开始，宋元明清的诗词作品里面屡屡出现天街这个词，天街这个地名已经成了一个意象，一种符号了。这个意象就代表着长安，进而引申到盛世的繁华盛景。唐朝诗歌里面说天街的俯拾皆是，比如韩愈的 《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再说周邦彦（这就到了北宋了）有一首《长相思》，开头是“夜色澄明，天街如水，风力微冷帘旌”，你要是不知道天街什么意思，你可能会以为他这首词一开篇就神游到什么天宫嫦娥那儿去了。但其实他写的就是宋朝首都开封晚上的景色。到了明朝的时候，文征明有一首《念奴娇·中秋对月》，说“桂花浮玉，正月满天街，夜凉如洗”。 也是说的正月里首都的夜晚，不过这时候首都已经变成了现在的北京城。

直到清末民初王国维那个时候，在文学化的语言里形容首都的主干道还是用的天街。王国维有一首菩萨蛮，说的其实就是冬天吃涮羊肉的小事儿，但人家是讲究人，小事被他一诗化之后也就特别雅，说

玉盘寸断葱芽嫩，鸾（luan）刀细割羊肩进。不敢厌腥臊，缘君亲手调。红炉頳（cheng）素面，醉把貂裘缓。归路有余狂，天街宵踏霜。

王国维写过人间词话，是民国的一流词人，这词翻成大白话就是说，把葱切了放盘子里，然后再割羊肉（玉盘寸断葱芽嫩，鸾刀细割羊肩），我不敢怕羊肉膻，因为是您亲手调的芝麻酱（不敢厌腥臊，缘君亲手调），这火锅越吃越热我脸都红了，还有点醉意，于是我解开了身上的貂裘（红炉頳素面，醉把貂裘缓）。回去路上尚有醉意，我脚踏清霜飞快的走在北京夜晚的街头（归路有余狂，天街宵踏霜）。

所以汉语体系里的诗词意向或者叫文化符号，一直存在着一种高度传承，这在西方的诗里面是并不多见的。可能在其他文艺体裁里，换了一种形式，比如以寓言方式存在。圣经故事里说魔鬼变成蛇，蛇诱惑亚当吃了苹果，这才有了人。所以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小说，油画，里面提到蛇或者苹果就要么暗示魔鬼要么暗示启蒙和智慧。但是这毕竟和汉语体系内的不一样，汉语诗词的意向往往是特定历史环境与文学创作的高度结合。这种现象在汉语诗词里非常普遍。

可以说，诗词是汉语在历史时空中历经无数代人的打磨之后呈现出的艺术化投射，她是另一个时空的中国人们情感体验的全息影像。所以当你传统诗词读的越多，对中国历史介入越深，那你对中国的文化符号就了解的越多，你从诗词中能够接收到的古人的情感信息就越多，就能在更广域的范围内与古人产生奇妙的情感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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