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暨南大学文学院 程国赋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是古典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很多小说寓意深远，这在小说命名之中体现得尤为显著。从寓意法角度探讨明清小说命名，前人很少涉及。明清小说作者善于通过命名的形式加强宗教宣传，借助小说命名宣扬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表达遗民思想，以小说命名自寓个人的人生经历、生活境遇，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总体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包含不同寓意的明清小说命名所用词语较为集中，小说命名中存在模仿前人和随意命名等现象。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编号13BZW079)的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历来具有寓意寄托的传统。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大量运用寓言的形式，如“螳螂捕蝉，异鹊在后”“守株待兔”“滥竽充数”等，这些寓言故事虽然是夹在议论文中的例证，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主要是为了说明道理或论点、作为它们的附属品而存在，①但是读者通过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领悟深刻的生活哲理和处世原则。屈原《离骚》多处采用寓意寄托的手法，以香草、美人比喻忠臣、贤士，以恶草臭物比喻奸佞小人，以男女感情比喻君臣关系，一部《离骚》可以说是充满寓意的文学经典。
在古代小说创作领域，寓意法的运用也相当普遍，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②宋代洪迈《夷坚乙志序》指出：“逮干宝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异》、《河东》之记、《宣室》之志、《稽神》之录，皆不能无寓言于其间。”③李肇、洪迈均认为，在《搜神记》《枕中记》《玄怪录》《博异志》《河东记》《宣室志》等宋前小说作品中，普遍存在寓意法。例如，《任氏传》赞扬狐女任氏“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的品行，突出任氏的忠贞而多情，《谢小娥传》歌颂小娥的贞节和孝道，《虬髯客传》着力宣扬封建正统、真命天子。④采取寓意法创作的小说作品中，创作主体的情感相当浓郁，创作目的性比较明确，作者通过小说表达对于社会、人生的态度与看法。
明清时期是古典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名家辈出，名作众多，很多小说作品寓意深远，这在小说命名之中体现得尤为显著。⑤清代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指出：“稗官者，寓言也。……《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⑥张新之《红楼梦读法》认为：“是书名姓，无大无小，无巨无细，皆有寓意。”⑦小说命名中的寓意法不仅体现于《金瓶梅》《红楼梦》等几部经典名著，而且在其他小说作品中也随处可见。
从寓意法角度探讨明清小说命名，前人很少论及。本文在对明清小说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从宣扬宗教、强化儒家伦理道德、寄寓遗民思想以及借小说自寓等几个方面重点阐释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的内涵，并就其总体特点加以归纳、总结。
明清小说作者善于通过命名的形式加强宗教宣传，体现浓郁的宗教色彩，这是明清小说寓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借小说命名宣扬宗教，渊源已久，旧本题后汉郭宪所撰《洞冥记》的命名就包含很深的道教寓意，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引郭宪《洞冥记》自序，声称此书取名意在“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故曰‘洞冥”'。⑧明清小说命名寓含宗教意味的作品很多，笔者下面从佛教和道教两方面加以阐述。
(一)宣扬佛教理论
佛教《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认为，一切法皆由心生起，“心清净故世界清净”，心是万物的本原，外在事物如梦中幻境，均不存在。因此佛教注重人的本性本心的修养，希望世人摈弃尘念，清心灭欲，将人从各种功利和欲望中解脱出来，回归到本心本性，这在《西游记》一书的命名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明清时期不少学者对《西游记》命名蕴藏的佛理加以阐释，署名李贽撰《批点〈西游记〉序》指出：“不曰东游，而曰西游，何也？东方无佛无经，西方有佛与经耳。西方何以独有佛与经也？东生方也，心生种种魔生；西灭地也，心灭种种魔灭。然后有佛，有佛然后有经耳。”⑨魔生魔灭均源于本心，所以本心的修养显得尤为重要。明代谢肇淛《五杂组》认为《西游记》寓意在于“求放心之喻”，⑩不是随意之作，放纵本心，则莫能禁制，唯有修身养性才能成佛。
《西游记》又名《西游释厄传》，清代张书绅对“释厄”之名进行解读：“《西游》又名《释厄传》者何也？诚见夫世人，逐日奔波，徒事无益，竭尽心力，虚度浮生，甚至伤风败俗，灭理犯法，以致身陷罪孽，岂非大厄耶？作者悲悯于此，委曲开明，多方点化，必欲其尽归于正道，不使之覆蹈于前愆，非‘释厄’而何？”(11)张书绅认为，《西游记》作者创作此书，取名“释厄”，意在使世人摆脱名利束缚，归于正道。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还指出：“《西游记》当名‘遏欲传’。……《南华》、《庄子》是喻言，一部《西游》，亦是喻言。故其言近而指远也。读之不在于能解，全贵乎能悟，惟悟而后解也。……名为‘消魔传’，信不诬也。”(12)张书绅明确揭示《西游记》作为“喻言”的性质，“其言近而指远”，包含很深的寓意。《西游记》之名无论是“释厄”还是“遏欲”或名“消魔”，均表明希望世人消除杂念，清心灭欲，修身养性。
《西游记》命名的寓意不仅体现于书名，而且体现于小说人物命名之中。以孙悟空名字为例，他本无名无姓，《西游记》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末尾，祖师为他起名“孙悟空”，(13)作者评论称：“鸿蒙初辟原无姓，打破顽空须悟空。”揭示出“悟空”一名寓意之所在。在小说作品中，孙悟空获得了一系列的名号：石猴、美猴王、孙悟空、弼马温、齐天大圣(孙大圣)、孙行者等。《西游记》第一百回《径回东土五圣成真》，孙悟空保护唐僧赴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至西天，成得正果，如来授孙悟空为“斗战胜佛”。自最初的“石猴”之名，到“孙悟空”，再到最后“斗战胜佛”，小说作者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名号的变化，宣扬佛教，表明佛法无边。在《西游记》一些次要人物的命名上也体现了宗佛之旨。《西游记》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唐僧与孙悟空师徒路遇强盗，(14)小说为六个强盗分别取名为“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眼、耳、鼻、舌、身、意是佛家所说的“六根”，佛教把消除欲念、远离烦恼称为“六根清净”，《西游记》作者借六个强盗的名字希望世人摈弃“喜”“怒”“爱”“思”“欲”“忧”等各种杂念，做到六根清净，无忧无虑。
《西游记》续书《西游补》的命名继承原著寓意，小说叙述孙悟空“三调芭蕉扇”之后，被鲭鱼精所迷，进入虚幻的梦境，撞入自称为小月王的妖怪所幻造的“青青世界”。何谓“青青世界”？明代静啸斋主人《〈西游补〉答问》称：“《西游》之补，盖在火焰芭蕉之后，洗心扫塔之先也。大圣计调芭蕉，清凉火焰，力遏之而已矣。四万八千年俱是情根团结，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15)所谓“青青世界”象征着世间各种情感、各种欲望杂念，只有空破情根，消除欲念，才能“认得道根之实”。对此，明代嶷如居士《〈西游补〉序》说得更为直接：
补《西游》，意言何寄？作者偶以三调芭蕉扇后，火焰清凉，寓言重言，以见情魔团结，形现无端，随其梦境迷离，一枕子幻出大千世界。……阅是《补》者，暂为火焰中一散清凉，冷然善也。(16)
董说于明末创作《西游补》，借小说创作寓含佛教宗旨，入清以后，作者无意功名，中年在苏州灵岩寺出家为僧，法名南潜。嶷如居士认为此书寓意深远，世间万物，包括各种情感皆为幻境，“一堕青青世界，必至万境皆迷”。作者以“青”喻“情”，唐僧陈玄奘在书中化身为“杀青大将军”，实为“杀情”，破除一切情缘，跳出梦幻的世俗之境，从此不再受轮回、劫运之苦。
清代陈天池撰《如意君传》，又名《无恨天》，其命名同样具有佛教色彩。刘作霖道光二十八年撰《无恨天传奇序》指出，此书原名《如意君传》，刘作霖觉得这一书名“直率而少蕴蓄”，于是取佛书“离恨天”之义，改名为《无恨天》：“离者，离而去之之谓，恐人以离别错解，故易离以为无也。而佛书之言六根也，眼耳鼻舌身，而终之以意；其言六尘也，色声香味触，而摄之以法，意尘为法，如法即如意矣。”(17)崇佛之意不言而喻。
我们从明清小说命名实践来看，在宣扬佛教清心灭欲的观念之中，以色空观最为突出，试以《红楼梦》为例，从书名与人物命名、茶名与地名等两方面加以阐述。
第一，书名与人物命名。《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云：“空空道人听如此话，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金陵十二钗》。”(18)《红楼梦》一书存在多种名称，其中《红楼梦》《情僧录》《风月宝鉴》等反映鲜明的色空观，清代梦觉主人《〈红楼梦〉序》云：“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夫梦曰红楼，乃巨家大室儿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作是书者藉以命名，为之《红楼梦》焉。”(19)梦觉主人认为富贵、情爱到头来都是一场梦幻一场空，这正是作者藉以命名为《红楼梦》的深意。
《石头记》被改名《情僧录》，后来再改为《风月宝鉴》，其寓意也在于此。清代王希廉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回评中对此加以阐释：“是代石头说一生亲历境界，实叙其事，并非捏造，以见‘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之意。故借空空道人抄写得来。……情僧者，情生也；情僧缘者，因情生缘也。风月宝鉴者，即因色悟空也。金陵十二钗，情缘之所由生也。”(20)在《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叙及贾瑞之事，王希廉在回评中就《风月宝鉴》之名再加阐述：“背面是骷髅，正面是凤姐。美人即骷髅，骷髅即美人。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21)王希廉认为《情僧录》和《风月宝鉴》二名体现明显的色空思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正是《红楼梦》几种书名的真实寓意之所在。
从人物命名来看，“空空道人”是《红楼梦》作者假托的小说人物，他与小说中警幻仙姑等名称一样体现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色空观念。
第二，茶名、地名。《红楼梦》中茶名“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寓含色空观。甲戌本《石头记》第五回：“此茶名曰‘千红一窟’。”甲戌侧评云：“隐‘哭’字。”第五回：“因名为‘万艳同杯’。”甲戌侧评云：“与‘千红一窟’一对，隐‘悲’字。”(22)清代王希廉在《红楼梦》第五回回评中指出：“茶名‘千红一窟’，酒名‘万艳同杯’，言目前虽有千红万艳，日后总归杯(抔)土一穴。同是点化语，不是赞仙家茶酒。”(23)《红楼梦》中的地名同样富有寓意，清代方玉润《星烈日记》卷七十云：“案有《红楼梦》一书，乃取阅之。大旨亦黄粱梦之义，特拈出一情字作主，遂别开出一情色世界，亦天地间自有之境，曰太虚幻境，曰孽海情天，以及痴情、结怨、朝啼、暮哭、春感、秋悲、薄命诸司，虽设创名，却有真意。又天曰离恨，海曰灌愁，山曰放春，洞曰遣香，债曰眼泪，无不确有所见。盖人生为一情字所缠，即涉无数幻境也。”(24)方玉润就《红楼梦》中多种地名寓意进行阐释，认为《红楼梦》命名的实质就是宣扬色空观念。
有些小说作品通过书名宣扬因果报应、劝人积善行德。明末天然痴叟所撰《石点头》取名借鉴“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冯梦龙《石点头叙》云：“《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25)明末清初小说《醉醒石》表达了同样的创作主旨，缪荃孙《〈醉醒石〉序》曾经称赞此书：“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仁心，断无聊之妄念；场前巷底，妇孺皆知，不较九流为有益乎？”(26)清代《善恶图全传》借书名劝人积善，正如浮槎使者《善恶图序》所云：“《善恶图》一书，所以劝善惩恶者也。”(27)
(二)借助小说命名宣扬道教理论
第一，通过小说书名表达钦慕仙道的思想。明代邓志谟创作的三部道教小说分别取名《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简称为《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直接将晋朝许逊、唐朝吕纯阳、五代萨真人三位道教著名人物的姓名嵌入小说书名之中。《铁树记》歌颂许逊以铁树镇蛟、救国护民的功绩，并称赞“都仙(按：指许逊)屡出护国，是当代之铁树，奕叶且重光矣！”(28)以“铁树”一词称赞道教神仙，大力弘扬道教。《飞剑记》《咒枣记》分别记载吕纯阳、萨真人的事迹，表达同样的寓意。飞剑是得道之人所持之物，咒枣则是古代道士、方士等人对着枣念咒，希望祛邪治病，这些名称均含有浓郁的道教色彩。邓志谟《萨真人咒枣记引》声称：“余暇日考《搜神》一集，慕萨君之油然仁风，摭其遗事，演以《咒枣记》。‘咒枣’云者，举法术一事该其余也。”(29)邓氏倾慕萨真人等神仙，希望通过小说创作对他们的事迹加以宣传。
清代潘昶撰《金莲仙史》演绎全真教人物的事迹。其《〈金莲仙史〉序》认为，世俗之人追名逐利，沉迷苦海而不自知、不自拔，潘昶担心“世衰道微，去圣日远。凡有真志者，不得其门而入，尽被傍门野教诱惑；无夙根者，以虚情幻境上认真，酒色财气中取乐，蜗角争名，蝇头夺利”。所以他指出：“岂知光阴有限，转瞬无常，幻梦觉时，事事非真；傀儡收处，般般是假；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矣。”(30)希望世人及时醒悟，由此在旧本《七真传》的基础上创作小说《金莲仙史》。潘昶自序指出，《金莲仙史》书名中的“金莲”出自“重阳所度七朵金莲”，此书编撰“乃登天之宝筏，渡世之慈航也”，世人通过阅读可入道德之门，可寻修真之路。(31)清代常宝光绪三十四年撰《〈金莲仙史〉跋》也揭示出此书命名的崇道之旨，认为刊刻《金莲仙史》将“有功于黄冠者流”，希望读者领悟《金莲仙史》一书寓含的深意，坚定修道的信念。(32)
第二，通过小说作品人物命名宣传道教理论。较为突出的是清代李百川所撰《绿野仙踪》，其中主人公冷于冰的命名寓意深远。《绿野仙踪》第一回《陆都管辅孤忠幼主冷于冰下第产麟儿》介绍冷于冰的身世，冷于冰的高祖冷谦“深明道术”，祖父冷延年“远近有神仙之誉”(33)；冷于冰出生以后，他父亲冷时雪为之取名“冷于冰”，希望他秉性正直，洁身自好，注重个体修养。冷于冰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科举失利之后，远走他乡，访仙问道，修炼成仙，从此扬善惩恶，救民于水火。侯定超于乾隆三十六年为《绿野仙踪》作序，对“冷于冰”一名做进一步的解读，认为“冷”与“热”相对，所谓“热”即热衷功名利禄，热衷酒色财气。(34)侯氏认为，“冷于冰”之名与道教关系密切：
持心之要，莫妙于冷，莫妙于冷于冰，此作者命名之意，至深至切。庄子曰：“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冷之谓也。张子曰：“聚亦吾体，散亦吾体。”冷于冰之谓也。(35)
侯定超认为，所谓“冷”在于“无欲”，在于远离酒色财气，“持心之要，莫妙于冷，莫妙于冷于冰”，这正是作者命名的真实意图。
(三)宣扬宗教，同时搀入儒家伦理观念，显示儒佛道的结合
明末方汝浩(即清溪道人)撰《新编扫魅敦伦东度记》，又名《续证道书东游记》，简称《东度记》，描写晋朝达摩东度的故事。作者取名“扫魅敦伦”，既充满神怪色彩，又充分反映明代的社会现实，强化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清代世裕堂主人崇祯八年撰《〈扫魅敦伦东度记〉序》指出此书：“扫魅还伦，尽归实理”，“观者有感，愿为忠良，愿为孝友。”(36)清代佚名《阅〈东度记〉八法》认为：“不厌伦理正道，便是忠孝传家。任其铺叙错综，只顾本来题目。莫云僧道玄言，实关纲常正理。虽说荒唐不经，却有禅家宗旨。”(37)皆揭示出此书命名意在结合儒佛的创作倾向。
明代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国师金碧峰、道士张天师协助郑和等人完成下西洋的壮举，体现佛道结合。明代余象斗编《南游记》，又名《华光天王南游志传》《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明代谢肇淛《五杂组》指出小说之名富含寓意：“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38)据贾二强考证，“五显是始见于宋代民间的一路神道，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曾广为流传。华光是佛家的一位菩萨，时见于佛典之中。”(39)作者将道教之神和佛家菩萨同时置于书名之中，同样反映出佛道结合的趋势。
明清小说善于借助小说命名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强化小说的社会功用。忠孝节义是小说命名寓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浒传》中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李卓吾在《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六十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回评中对此评论道：“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40)宋江为聚义厅改名是《水浒传》情节的重要转折点，所以李卓吾评点提醒读者“不可草草看过”。清代观鉴我斋《〈儿女英雄传〉序》探讨《水浒传》作者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原因：“施耐庵见元臣之失臣道，予盗贼以愧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41)很显然，改名为“忠义堂”，作者藉以突出“忠义”的主旨。《水浒传》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计出乐和》，宋江派戴宗、燕青带上闻焕章给宿元景太尉的书信，前往东京，希望有机会接受朝廷招安。燕青当面向宋徽宗表达希望接受招安的愿望，提到“忠义堂”：“燕青奏道：‘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42)“聚义厅”与“忠义堂”，堂名虽然只有两字之差，寓意相距甚远。
明清时期也有不少小说直接把“忠”“奸”等字眼嵌入小说，如明末时事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等。明末佚名所撰时事小说《梼杌闲评》揭露宦官魏忠贤的行径，虽没有以“忠”“奸”命名，但取名“梼杌”，亦有寓意，《辞海》云：“梼杌，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名，常用以比喻恶人。”作者以“梼杌”鞭挞奸臣魏忠贤之流。
《金瓶梅》是一部寓意很深的小说，小说以“官哥”“爱姐”作结，寓含孝义和仁爱之旨。清代张竹坡云：“《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见作者之以孝哥结也。”(43)在《金瓶梅》第一百回《韩爱姐路遇二捣鬼普静师幻化孝哥儿》回评中，张竹坡再次对“孝哥”一名寓意加以阐释：“以捣儿、孝哥结者，孝弟乃为仁之本也。幻化孝哥，永锡尔类也。……呜呼！结至孝字至矣哉！大矣哉！……第一回弟兄哥嫂以‘弟’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结，始悟此书，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穷途之泪。夫以孝弟起结之书，谓之曰淫书，此人真是不孝弟。”(44)张竹坡认为，《金瓶梅》以“孝哥”作结，表明作者意在宣传志士孝子悌弟，宣扬孝道。《金瓶梅》中“爱姐”命名也有深刻的寓意，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云：“《金瓶梅》是部改过的书，观其以爱姐结便知。盖欲以三年之艾，治七年之病也。”(45)在《金瓶梅》第九十八回《陈敬济临清逢旧识韩爱姐翠馆遇情郎》的回评中，张竹坡称：“此回以下，复蛇足爱姐何？盖作者又为世之不改过者劝也，言如敬济，经历雪霜，备尝甘苦，已当知改过，乃依然照旧行径，贪财爱色，故爱姐来而金道复来看敬济，言其饮酒宿娼，绝不改过也。虽有数年之艾在前，其如不肯灸何！故爱姐者，艾也，生以五月五日可知也。”(46)在《金瓶梅》第九十九回《刘二醉骂王六儿张胜窃听陈敬济》的回评中，张竹坡又指出：“此回乃完陈敬济一人之案。其取祸被杀，总是不肯改过，故用以艾灸之，则爱姐乃所以守节也。且欲一部内之各色人等皆改过，故又以爱姐结于此，且不及于一百回。总之作者著此一书，以为好色贪财之病下一大大火艾也。”(47)《金瓶梅》中，爱姐生于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被称为恶日，民间举行插菖蒲、艾叶等活动以驱鬼、避疫，张竹坡认为，“爱姐”的“爱”音同“艾”，作者著书是为好色贪财之病“下一大大火艾也”。与此同时，以“爱姐”作结还有另外一层寓意，那就是通过爱姐为陈经济守节的行为，作为西门庆等人贪淫的对照，歌颂仁爱和节义。
除《水浒传》《金瓶梅》以外，还有很多小说命名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例如，《醒世恒言》第三十卷《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房德忘恩负义，要谋害曾经救他一命的李勉，得到家人路信相救，“路信”一名自有寓意；明代陆人龙著《型世言》第九回《淫妇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作者为仿效唐代冯燕义行的男子取名为“耿埴”，寓意“耿直”；(48)明代梅鼎祚撰《青泥莲花记》，以“青泥莲花”之名比喻历代娼妓之中也有节行；(49)清代小说《世无匹》中，干白虹行侠仗义，学憨主人《世无匹题辞》云：“请观其命名曰《世无匹》，标其人干白虹，彼所寄托，已约略可睹矣。”(50)学憨主人分析《世无匹》书名以及人名“干白虹”的寓意，正是作者寄托之所在。作家借这些小说命名歌颂诚信、节义，“有裨于世道人心”。相反，小说作者对那些负心、负义的行径予以鞭挞，比较典型的是明代文言小说《中山狼传》。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云：“李空同与韩贯道草疏，极为切直。刘瑾切齿，必欲置之于死。赖康浒西营救而脱。后浒西得罪，空同议论稍过严刻，马中锡作《中山狼传》以诋之。”(51)中山狼的典故出自春秋时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一事，比喻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之人。康海(西安府武功县人，即今陕西武功县武功镇浒西庄人)对李梦阳(号空同)有救命之恩，而李梦阳负之，故有《中山狼传》之作。明代康海、汪廷讷、陈与郊都创作同名杂剧，这一题材在当时影响很大，到《红楼梦》中也将贾迎春的丈夫、忘恩负义的小人孙绍祖称为“中山狼”，其寓意均在于鞭挞负心、负义的行径。
借助小说命名宣扬“情”与“礼”的结合，强调社会教化，也是明清小说命名的寓意内涵之一。明末冯梦龙提出著名的“情教”观，他在署名“詹詹外史”所作的《〈情史〉叙》中指出：“《六经》皆以情教也。”(52)在署名“龙子犹”所作的《〈情史〉叙》中又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53)冯梦龙所说的“情”不仅指男女之情，而且指人间的各种情感；他提出“情教”，既提倡真情，又主张不逾越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命名中也显示出这种命名趋势，清代名教中人编《好逑传》，书名取《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意，寓示才子铁中玉与佳人水冰心相爱而合乎礼教的行为。清代号称宣化里维风老人《〈好逑传〉叙》分析“好逑”之意，认为所谓“好逑”，意谓“尽人伦之乐而无愧者也”，爱伦常重于爱美色，重廉耻道德超过重婚姻，(54)将礼教置于情感之上，做到“情”与“礼”的结合。清初才子佳人小说《醒风流》《飞花艳想》命名表达同样的寓意。隺市道人撰《〈醒风流〉序》称：“是编也，当作正心论读。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其功不小。”(55)清初刘璋《飞花艳想序》主张将男女风情与忠孝节义相结合，认为“花飞矣，想艳矣，亦花艳矣，想飞矣，偏于忠孝节义之谈，而心及饮食男女之事”，希望这部小说“令人读之犹见河洲窈窕之遗风。则是书一出，谓之阅稗官野史也可，即谓之读四书五经也亦可”。(56)
明清很多小说命名体现宣扬教化之寓意，如明代吴还初《新刻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此书卷首《新民录引》云：“将以明者新之民，而以新者效之君。”教化百姓以效忠君王。“新民公案”一名取义于《周书·康诰》，意即地方官审理案件应以教化为重。(57)清褚人获撰《坚瓠集》，毛际可《坚瓠四集序》云：“稼轩褚先生以《坚瓠》名其书，且不敢自比于庄叟五石之瓠，以示其无用。然人徒知有用之为用，而不知无用之为用。……大旨主子维风教、示劝惩，博物洽闻，阐幽探颐，下逮闾巷歌谣、闺阁怀思之细，无不取之秘笈，先后问世。”(58)清代俞万春创作《荡寇志》，作者仇视以宋江为首的108将，杜撰出宋江等被张叔夜剿灭的故事，消除《水浒传》带来的影响，其命名“荡寇”寓意正在于此。清代东篱山人咸丰七年作《重刻荡寇志叙》云：“余见其原刊大板，逐卷详恭，觉虽小说，实有关世道人心。志曰《荡寇》，诚非虚语。顾特恐传之难遍也，爰校其舛讹，重付剞劂，宛成袖珍，俾行者易纳巾箱，居亦便于检阅，流传遍览，咸知忠义非可伪托，盗贼断无善终，即误入歧途者，亦凛然思，翻然悔，转邪就正，熙熙然共享太平之乐也，岂不休哉！”(59)另外，《三侠五义》中包拯命名寓意救国救民，清代石玉昆述《三侠五义》第三回《金龙寺英雄初救难隐逸村狐狸三报恩》云：“且说当下开馆，节文已毕，宁老先生人了师位……遂乃给包公起了官印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与‘正’，岂不是‘政’字吗？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60)九尾龟是传说中的神龟，晚清张春帆以此为名创作小说《九尾龟》，宣扬戒风月之主旨，故在小说第十五回《曲辫子坐轿出风头红倌人有心敲竹杠》中声称“在下这前半部小说，原名叫作《嫖界醒世小说》，不过把《九尾龟》做个提头”，(61)意在借助小说宣扬教化。
明清时期一些小说作品借助于命名表达遗民思想。清代盛于斯认为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寄寓宋代遗民思想，其所撰《休庵影语·总批水浒传》云：“耐庵，元人也，而心忠于宋。其立言有本，故不觉淋漓婉转，刻画如生。”(62)他就《水浒传》人物命名的寓意进行解读，认为宋江处身于元朝，而忠心于宋。宋江之姓寓示宋朝，吴用之姓名表明宋朝将相无能；王伦与奸臣同名，杀之以雪愤；宋公明葬楚州，而神游蓼儿洼，说明不忘故土。盛于斯之言可备一说。
明末清初张岱(号陶庵)在明朝灭亡以后，撰笔记小说集《陶庵梦忆》，以“梦忆”来追忆明王朝，例如卷八《瑯嬛福地》自记陶庵之梦。清朝立国之初，时代的剧变在知识分子的心灵中烙下深深的印记，有的怀抱故国之思，抒写愤懑慷慨之情；有的则幽怨、消沉，沉迷于神仙道化。正如清初邹式金在其《杂剧三集》的《小引》中所言：“迩来世变沧桑，人多怀感，或抑郁幽忧，抒其禾黍铜驼之怨；或愤懑激烈，写其击壶弹铗之思；或月露风云，寄其饮醇近妇之情；或蛇神牛鬼，发其问天游仙之梦。”(63)作为一位明朝遗民，亡国之后，张岱有着难以名状、难以言说的悲伤，只能像《瑯嬛福地》的记载一样通过梦境寄托对故国的哀思。清代伍崇曜咸丰壬子(1852)跋云：
右《陶庵梦忆》八卷，明张岱撰。……考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称其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匮藏书》，谷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慨然予之。又称明季稗史罕见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具有本末，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则《明史纪事本末》固多得自宗子《石匮藏书》暨列传也。阮文达《国朝文苑传稿》略同。……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虽间涉游戏三昧，而奇情壮采，议论风生，笔墨横姿，几令读者心目俱眩，亦异才也。(64)
伍崇曜跋中提到两部笔记，其中，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是一部靖康之变以后，追忆北宋都城汴京风俗人情的笔记；吴自牧《梦粱录》自序提到“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由此推断此书当作于元军攻破临安城之后，作者怀着对故国、乡土的怀念创作《梦粱录》。伍崇曜认为张岱《陶庵梦忆》所表达的遗民思想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岱对故国的哀思不仅体现于笔记小说，而且出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之中。他搜集、整理有明一代遗事编为《石匮藏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成为后来谷应泰作《明朝纪事本末》取材的蓝本；他创作的小品文集《西湖梦寻》追记昔日西湖的胜况，从而寄托遗民思想，《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六云：“《西湖梦寻》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国朝张岱撰。……是编乃于杭州兵燹之后，追记旧游。”(65)《西湖梦寻》查继佐序称：“张陶庵作《西湖梦寻》，以西湖园亭桃柳、箫鼓楼船，皆残缺失次，故欲梦中寻之，以复当年旧观也。”(66)李长祥序称：“甲申三月，一梦跷蹊，三十年来若魇若呓，未得即醒。……吾谓陶庵惟知旧梦，而不知新梦。”(67)与《陶庵梦忆》一样，《西湖梦寻》也是张岱通过追梦的形式表达遗民哀思。
入清以后，明朝的遗民利用手中的笔，抒写亡国之痛，鞭挞明朝的降将、叛臣，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反清复明的心愿。王夫之根据唐传奇《谢小娥传》和《拍案惊奇》卷一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改编成《龙舟会》杂剧，鲜明地表达反清复明思想。谢小娥的父亲、丈夫在唐人传奇中有姓无名，在话本小说中被称为“谢翁”和“段居贞”，王夫之则给谢小娥的父亲、丈夫分别取名为“谢皇恩”和“段不降”，目的就在于讽刺、鞭笞那些背叛朱明朝廷，投靠新朝的降将、降臣。杂剧通过一个柔弱女子谢小娥为父、夫报仇的行为，有力反衬出明朝降将、降臣的贪生怕死、自私自利，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
清初遗民思想在小说作品中同样有着充分的体现。清代《女仙外史》作者吕熊曾明确提出此书的取名原因，刘廷玑《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对此有所记载：
岁辛巳(按：康熙四十年)，余之任江西学使，八月望夜，维舟龙游，而逸田叟(按：吕熊号逸田)从玉山来请见。杯酒道故，因问叟：“向者何为？”叟对以将作《女仙外史》。余叩其大旨，日：“尝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逆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68)
吕熊，苏州府昆山县人，出生于明末。吕熊的父亲吕天裕是一个颇具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以国变故，命熊业医，毋就试。”(69)父辈的熏陶以及目睹清兵在江南的种种暴行，使吕熊坚定了反清复明的信念，他有感于明代“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事迹湮灭无闻，希望通过创作《女仙外史》以“褒显忠节，诛殛叛佞”，(70)补充《明史》记载之不足，并由此抒发个人情怀。他在此书第十九回《女元帅起义勤王众义士齐心杀贼》肯定唐赛儿率义兵勤王的行为，在清初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种描写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内涵。《女仙外史》第一百回《忠臣义士万古流芳烈媛贞姑千秋表节》，陈奕禧回评曾对小说的创作主旨予以揭示：“(吕熊)作《外史》者，自贬其才以为小说，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隐寓其大旨焉。”(71)可见吕熊创作《女仙外史》的“大旨”在其小说命名中就得到集中体现。
正因为如此，在清代道光二十四年(1844)、同治七年(1868)数次查禁《女仙外史》，清人周召《双桥随笔》卷二指出：“文人之笔，有离经畔(按：同“叛”)道而启人以诞妄邪淫之习者，如《女仙》《剑侠》《述异》《搜神》《灵鬼》《暌车》《北里》《平康》《比红儿》《小名录》之类是也。”(72)《女仙外史》虽然是被列为“淫词小说”而禁毁，实际上禁毁此书的深层原因则是它所隐含的反清复明思想。
清初陈忱托名“古宋遗民”创作《水浒后传》，卷首有署名“雁宕山樵”作于万历戊申(1608)的序言，小说中还印有“元人遗本”字样，貌似元明时期所作，实际上这些都是作者为躲避清初统治集团的打击、迫害而作的“伪装”，清代俞樾根据沈登瀛《南浔备志》考定为陈忱于清初所作，寄寓遗民思想。雁宕山樵在《水浒后传》卷首序言中抒发出作者的遗民心态：“嗟乎！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腹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然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言成串，触处为奇，又非□(按：原字模糊)然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73)清初一些小说借宋金冲突表达反清复明思想，例如钱彩的《说岳全传》歌颂南宋将领岳飞抵抗金兵入侵的爱国行为，鞭挞、丑化金人，倡导民族气节，“内有指斥金人语，且词内多涉荒诞”。(74)作为与辽金一样的少数民族，满清统治者很害怕《说岳全传》这类的小说戏曲作品，因此对此加以禁止。乾隆皇帝于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禁毁戏曲时指出：“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至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饬查。”(75)这则材料也从侧面表明清初借宋金冲突表达遗民思想的戏曲小说作品是普遍存在的。
以小说命名自寓个人的人生经历、生活境遇，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这类作品在明清时期较为常见。《草木子》是明初叶子奇撰写的一部文言小说集，涉及的内容很广。叶子奇为当时浙西有名的学者，洪武年间曾担任岳州巴陵县(今湖南岳阳市)主簿，后因事牵连无辜下狱，在狱中撰《草木子》一书。叶子奇见闻甚广，知识渊博，他在《〈草木子〉自序》中交代为自己的著作取名为“草木子”的原因：入狱以后，担心身遭不测，“与草木同腐”，所以取名“草木子”。(76)据《草木子》一书正德刻本序，叶子奇别号“草木子”，(77)因此此书命名也是按作者字号命名。取名“草木子”，与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史记》一样，实为感慨而作，感慨个人的命运如草木一样微不足道、生命短暂。
清代小说创作中以小说命名自寓的现象比较常见。吴敬梓《儒林外史》以杜少卿自寓，金和同治八年撰《〈儒林外史〉跋》云：“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78)同治十三年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例言第五则云：“原书不著作者姓名，近阅上元金君和跋语，谓系全椒吴敏轩征君敬梓所著，杜少卿即征君自况，散财、移居、辞荐、建祠，皆实事也。”(79)杜少卿是作者着力描写的重点人物之一，他不像一般的封建士子一样积极投身科举考试，而是拒绝科举，蔑视礼教，轻财尚义。吴敬梓的人生经历、性格与杜少卿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同样辞却征辟，同样蔑视礼教，作者借杜少卿这一人物自寓个人的人生经历、生活境遇。
曹雪芹以《红楼梦》自寓人生经历，甲戌本《〈石头记〉凡例》称：“《红楼梦》旨意。是书题名极多……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80)《石头记》书名寄寓着作者个人及其家庭在石头城(即金陵)的经历，清代周春《〈红楼梦〉约评》云：“开卷云‘说此《石头记》一书’者，盖金陵城吴名石头城，两字双关。”(81)清代王希廉《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回评亦云：“‘石头记’者，缘宁、荣二府在石头城内也。”(82)脂砚斋评本多处提到“真有是事，经过见过”“真有是语”“作者与余实实经过”等语，证明《红楼梦》所叙之事多为自己和小说作者亲身经历。
乾隆年间夏敬渠撰《野叟曝言》，其书名和人物命名均体现自寓倾向。首先考察其书名。野叟，指村野老人。《野叟曝言》命名出自《列子·杨朱》中“负暄献曝”的故事，这则寓言中宋国农夫欲以“冬日负暄”求赏于君王。《野叟曝言》作者郁郁不得志，以野叟献曝而自寓，意谓自己象宋国田夫一样“自曝于日”，作此清谈之言，正如《野叟曝言凡例》所言：“作是书者，抱负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经猷莫展，故成此一百五十余回洋洋洒洒文字，题名曰《野叟曝言》，亦自谓野老无事，曝日清谈耳。”(83)与此同时，在“野老无事，曝日清谈”之际，犹如宋国田夫一样不忘君王，忠心可鉴：“是书之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84)其次考察其人物命名。小说描写明代苏州府吴江县文武双全的士子文素臣(名白)的一生功绩。小说主人公文素臣是作者自寓，黄人《小说小话》指出：“《野叟曝言》，作者江阴夏某(名二铭，著有《种玉堂集》，亦多偏驳。此书原缺数回，不知何人补全，先后词气多不贯)，文白即其自命，盖析夏字为姓名也。”(85)黄人揭示出小说作者夏敬渠利用拆字的形式，从姓氏“夏”中拆出文、白二字作为《野叟曝言》主人公的姓名。文白官至尚书、宰相，娶二妻四妾，富贵至极。很显然，作者夏敬渠晚年撰写这部小说，意在借文白的人生境遇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表达自己建功立业、出将入相的梦想。清代乾、嘉年间的文人屠绅(号磊砢山人)所撰《蟫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云：“书中有桑蠋生，盖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与绅生年正同。”(86)
晚清时期，以小说命名而自寓的现象较为常见。清代魏秀仁撰《花月痕》，其咸丰戊午年(1858)撰《〈花月痕〉后序》云：“嗟乎！《花月痕》胡为而命名也？作者曰：余固为痕而言之也，非为花月而言之也。……夫所谓痕者，花有之，花不得而有之，月有之，月不得而有之者也。何谓不得而有之也？开而必落者，花之质固然也，自人有不欲落之之心，而花之痕遂长在矣；圆而必缺者，月之体亦固然也，自人有不欲缺之之心，而月之痕遂长在矣。”(87)《花月痕》是一部以妓女为描写重点的长篇小说，叙述韩荷生与妓女杜采秋、韦痴珠与妓女刘秋痕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韩荷生成就功名，杜采秋被封一品夫人；韦痴珠则怀才不遇，郁郁而终，刘秋痕自缢殉情。林家溱《花月痕考证》云：“韦痴珠为先生之自况，韦者魏也，先生少字痴珠。”(88)“韦”与“魏”音同，且作者“少字痴珠”，韦痴珠与作者坎坷遭遇相似，故以此自寓。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认为韩、韦二生均为作者自寓：“设穷达两途，各拟想其所能至，穷或类韦，达当如韩，故虽自寓一己，亦遂离而二之矣。”(89)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的《青楼梦》，邱炜萲《菽园赘谈·续小说闲评》认为：“《青楼梦》出近时苏州一俞姓者手笔，即此小说中所叙之金挹香其人，而邹拜林即其好友邹翰飞，尝著《三借庐赘谈》者也。此书专为自己写照，事实半从附会。”(90)《谭瀛室笔记》指出：“《九尾龟》小说之出现，又后于《繁华梦》，所记亦皆上海近三十年青楼之事。……书为常州张春帆君所撰……亦即张君以之自况也。”(91)可见在晚清以小说命名自寓的现象较之以前更为普遍。
明清时期小说寓意呈现复杂多样的状况，除以上我们重点论述的四种类型以外，还体现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寓意内涵。例如，明代文言小说选集《文苑楂橘》中“楂橘”一词出自《庄子·天运》：“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92)明代吴敬所《国色天香》如此取名，“盖珍之也”。(93)甚至在同一部小说作品中蕴藏多种寓意，《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名著尤其如此。综而言之，笔者认为，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里我们分明末、清初及晚清三个历史阶段作简要论述。先看明末，奸臣当道，党争激烈，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勾结官僚为所欲为，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以及后起的复社与之展开生死斗争。在对外关系上，满清、倭寇等对朱明江山构成极大威胁。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形势下，实学思潮十分兴盛，提倡经世致用、崇实黜虚。这在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中有着集中体现。明末时事小说命名较为普遍体现出歌颂忠臣、贬斥奸佞的创作意图，这些作品将“斥奸”“忠”“烈”“警世”等词融入小说书名，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皇明中兴圣烈传》《警世阴阳梦》等。明末话本小说的命名也明显体现出很强的劝惩意味和现实精神，笔者以“三言”和《型世言》的命名为例试加说明。“三言”原名《古今小说》，共120种，后来改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衍庆堂刊印《喻世明言》的识语声称：“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白显易，可以开□(按：原字缺)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94)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也指出：“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95)劝戒色彩更为突出。“三言”的命名形式以及其中寓含的创作观念对话本小说的命名产生较大影响，例如，《型世言》卷一第一回《烈士不背君贞女不辱父》回末评称，小说塑造诸多忠臣、义士、烈士等形象，“以为世型”，(96)作为世人的道德楷模。三言二拍的选本《今古奇观》一名《喻世明言二刻》，《石点头》又名《醒世第二奇书》，明末以后的小说创作如《二刻醒世恒言》《警世奇观》《警世选言》《醒梦骈言》等的命名均不免沾染“三言”命名的影响。
其次，清初小说命名至少体现两种趋势。一方面，遗民思想得到集中体现，张岱《陶庵梦忆》、吕熊《女仙外史》等创作于清初的小说均传达鲜明的遗民思想，或表达亡国之痛，或对明朝忠臣、义士予以歌颂，对投降于清朝的降将、降臣进行鞭挞，或宣传反清复明思想。不过由于清代实行文字高压政策，所以不少明遗民不敢直接抒发情怀，而是含蓄、间接地隐藏于小说命名之中，清初陈忱《水浒后传》托名“古宋遗民”“元人遗本”即为典型例证。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们仿佛置身于社会大变革之外，一味描摹歌舞升平景象，着力描写男女恋情，甚至以较多笔墨表现艳情，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严重悖离倾向，实际上，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可以说是一些文人借此逃避现实、自我陶醉。他们在小说命名上重视“情”与“礼”的结合，如《好逑传》《醒风流》《飞花艳想》等。
最后，晚清时期，小说寓意法命名之中，现实性愈益突出，其寓意更为直接，例如，李伯元的《活地狱》，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黄克强、李去病，碧荷馆主人《新纪元》中黄之盛，《狮子吼》中文明种、狄必攘，《黄绣球》中的黄绣球，吴趼人《痛史》，痛哭生的《仇史》等，充满着浓郁的排满意识和振兴中华、宣扬革命的思想。晚清小说《仇史》命名借明末之事敷衍成篇，反映排外思想。刘鹗《老残游记》中主人公老残号“补残”，以“老残”为小说主人公之名，尤其是为之取号“补残”，含有深意。正如清初笔炼阁主人以《五色石》“学女娲氏之补天而作”的寓意一样，(97)身处晚清动荡时代的刘鹗撰《老残游记》鞭挞时弊，揭露现实，希望以补残破之社会。曾朴《孽海花》中第一回《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提到“自由神”、“孽海”、“奴乐岛”和“爱自由者”、“东亚病夫”等名称，体现了晚清社会心理，揭露当时统治集团的昏聩无能以及世人的醉生梦死，表达出对自由、富强世界的向往之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包含不同寓意的明清小说命名所用词语较为集中，不同寓意的小说往往有不同的关键词。例如，宣扬宗教理论的常用“壶”“梦”“幻”等词。以“壶”为名表现神仙灵异的有晋朝葛洪《神仙传·壶公》篇，描写神仙变幻，想像奇特，壶公悬壶出诊，日落，跳入壶中。明清小说以“梦”“空”“幻”等字词嵌入小说书名或作为人物命名，表达空幻思想，以《红楼梦》最为典型，我们在上文谈到，《红楼梦》《情僧录》等书名以及“空空道人”、警幻仙姑等人物命名都体现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色空观念。蕴藏遗民思想寓意的古代小说往往也用“梦”一词，如《梦粱录》《东京梦华录》《陶庵梦忆》等，遗民借助“梦”字表达空幻心态、悲愤心理。
宣传儒家伦理道德的明清小说则多以“钟”“醒”“警”“灯”“鉴”等为名，如《清夜钟》《警寤钟》《五更钟》《增注金钟传》《醒世恒言》《轮回醒世》《醒世姻缘传》《醒世新编》(一名《花柳深情传》)《警世通言》《警世奇观》《警富新书》《剪灯新话》《剪灯余话》《风月宝鉴》等等。通过上述字眼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强化社会教化。
(三)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中存在模仿现象，这在续书和仿作中较为明显。古代小说续书、仿作运用“续”“新”“后”“补”“圆”“再”“复”“广”“增补”等字眼命名，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指出：“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有后以续前者，有后以证前者，甚有后与前绝不相类者，亦有狗尾续貂者。”(98)他列举了一些事例：《三国演义》作为经典名著常常被后来者命名时所模仿，《东西晋演义》一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与前绝不相侔”。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西游记》，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等续仿之作；《水浒传》《金瓶梅》也有多种续书；《禅真逸史》之后有《禅真后史》等等。这些续书、仿作在命名上极力模仿原著，在寓意上也模仿前书，但一般难以与原著相媲美。
晚清有些小说在命名上也存在模仿现象。如李伯元《官场现形记》面世之后，随后出现诸多以“现形”命名的作品，如睡狮《革命鬼现形记》、玩时子《滑头现形记》、冷泉亭长《后官场现形记》、啸侬《时髦现形记》、慧珠《最近女界现形记》等等。晚清痛哭生第二作《仇史》模仿吴趼人的《痛史》，《痛史》描写宋朝灭亡以后，奸臣贾似道卖国求荣，文天祥等忠臣抗元之事，《仇史》则叙述明朝万历年间女真族与明朝的战争；《仇史》作者模仿《痛史》命名，表达民族主义思想。晚清《九尾狐》则模仿《九尾龟》之名，其寓意也有模仿之处，清灵岩山樵《〈九尾狐〉序》云：“夫以龟而比贪鄙龌龊之贵官，宜也，则以狐而比下贱卑污之淫妓，亦宜也。”(99)晚清陆士谔撰《十尾龟》，模仿之意相当明显。几部小说同样描写晚清上海妓女生活，同样揭示晚清生活百态，其寓意较为接近。
(四)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存在随意或寓意较浅的情况。如《醉醒石》第十二回《狂和尚妄思大宝愚术士空设逆谋》，成化年间，侯姓人家生子，赶上邻居造屋，故取名“立柱儿”(100)。一些名著也不例外，例如《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提到薄有寿之名，寓意老汉无福消受财产，命名比较随意，没有多少深刻的寓意。
以上我们从宗教宣传、宣扬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表达遗民思想、以小说命名自寓等四个方面阐述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的内涵，并分析其特点。总地看来，关于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的问题，前人很少涉及，本文对此进行探讨，希望藉以了解明清小说创作的艺术构思和作家的创作心理，了解明清时期独特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状况。
①参见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第五章第一节，第170—1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③(宋)洪迈：《夷坚乙志·序》，第18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参照拙文《唐代小说创作方法的整体观照》，载《暨南学报》1997年第3期。
⑤本文所论古代小说命名，包括小说书名、单篇小说篇名、小说人物命名以及小说中地名、茶名、官职名等。
⑥(清)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第1483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⑦(清)张新之：《〈红楼梦〉读法》，收入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第70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⑧(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孙猛校证本，第3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⑨署名明李贽《批点〈西游记〉序》，收入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第22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⑩(38)(明)谢肇淛：《五杂组》，第31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11)(12)(清)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古本小说集成》据上海古籍出版社藏本影印《新说西游记》卷首。
(13)(14)参见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14页，第180页，第1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15)(16)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西游补》卷首。
(17)(清)刘作霖：《〈无恨天传奇〉序》，收入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586—15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18)(清)曹雪芹：《红楼梦》，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9)(清)梦觉主人：《〈红楼梦〉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20)(21)(23)参见清代王希廉《红楼梦》第一回、第十二回、第五回回评，分别收入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第585页，第594页，第589页。
(22)(清)曹雪芹：《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第143、144页，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
(24)(清)方玉润：《星烈日记》卷七十，收入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第828页。
(25)(明)冯梦龙：《〈石点头〉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26)(清)缪荃孙：《醉醒石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27)(清)浮槎使者：《善恶图序》，《古本小说集成》据清颂德轩刊本影印《善恶图》卷首。
(28)(明)邓志谟：《豫章铁树记引》，《古本小说集成》据万历癸卯初刻本影印《铁树记》卷首。
(29)(明)邓志谟：《萨真人咒枣记引》，《古本小说集成》据建阳萃庆堂刻本影印《咒枣记》卷首。
(30)(31)以上所引均见清潘昶《金莲仙史序》，《古本小说集成》据光绪三十四年翼化堂刊本影印《金莲仙史》卷首。
(32)(清)常宝：《金莲仙史跋》，《古本小说集成》据翼化堂刊本影印《金莲仙史》卷末。
(33)(清)李百川：《绿野仙踪》，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34)(35)(清)侯定超：《绿野仙踪序》，第815—8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36)(37)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东度记》卷首。
(39)参见贾二强《说五显灵官和华光天王》，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3期。
(40)《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六十第六十回回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据明容与堂本影印。
(41)(清)观鉴我斋：《儿女英雄传序》，《古本小说集成》据清光绪四年聚珍堂刊本影印《儿女英雄传》卷首。
(42)(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第1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43)(清)张竹坡：《竹坡闲话》附录，第148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44)(46)(47)分别参见清代张竹坡《金瓶梅》第一百回回评、第九十八回回评、第九十九回回评，第1449—1451页，第1424页，第1437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45)(清)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第1509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48)(明)陆人龙：《型世言》，第65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49)(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小说家类，据万历三十年鹿角山房刊本影印。
(50)(清)学憨主人：《世无匹题辞》，《古本小说集成》据金阊黄金屋本影印《世无匹》卷首。
(51)(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第12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52)(53)参见《古本小说集成》据明刊本影印《情史》卷首。
(54)(清)维风老人：《好逑传叙》，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55)(清)隺市道人：《醒风流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56)(清)刘璋：《飞花艳想序》，《古本小说集成》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飞花艳想》卷首。
(57)参照徐朔方撰《新民公案·前言》，《古本小说集成》据日本延享元年(1744)甲子抄本影印《新民公案》卷首。
(58)(清)毛际可：《坚瓠丁集序》，《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第9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9)(清)东篱山人：《重刻荡寇志叙》，收入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522页。
(60)(清)石玉昆：《三侠五义》，第16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61)(清)张春帆：《九尾龟》，第82页，《古本小说集成》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
(62)(清)盛于斯：《休庵影语》，积学斋抄本。
(63)(清)邹式金：《杂剧三集·小引》，《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戏剧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64)(清)伍崇曜：《陶庵梦忆跋》，第105—106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65)(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六史部地理类，第1030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66)(67)参见张岱《西湖梦寻》，第116页，第118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68)(清)刘廷玑：《女仙外史品题》，第18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69)《昆山新阳合志》卷二五，第17页，乾隆十六年刻本。
(70)《女仙外史》第一回《西王母瑶池开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第1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71)参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女仙外史》卷末。
(72)(清)周召：《双桥随笔》卷二，《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240册，第495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73)署名雁宕山樵《水浒后传序》，《古本小说集成》据绍裕堂刊本影印《水浒后传》卷首。
(74)参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江西省》，第11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
(75)《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八，《清实录》第22册，第93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76)(明)叶子奇：《草木子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77)(明)叶子奇：《草木子》，第9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78)(清)金和：《儒林外史跋》，第6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79)齐省堂刊本《儒林外史例言》，第6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80)(清)曹雪芹：《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卷首，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
(81)(清)周春：《红楼梦约评》，收入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第567页。
(82)(清)王希廉：《红楼梦》第一回回评，收入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第585页。
(83)(84)《野叟曝言》凡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85)《小说林》第6期，第25页，清光绪三十三年。
(86)(8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75页，第1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87)(清)魏秀仁：《花月痕》，第363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88)林家溱：《花月痕考证》，第4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90)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客云庐小说话》卷一，第399—400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91)佚名：《谭瀛室随笔》，收入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第70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2)《庄子》，第225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93)(明)谢友可：《刻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序》，《古本小说集成》据万卷楼万历刊本影印《国色天香》卷首。
(94)《喻世明言》识语，明衍庆堂刊《喻世明言》卷首。
(95)(明)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第8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96)(明)陆人龙：《型世言》，第20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97)(清)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98)(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第124—125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99)(清)灵岩山樵：《九尾狐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00)(清)东鲁古狂生编：《醉醒石》第十二回，第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