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运震在《史记评注》中说“《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比太史公出格文字。”这篇序言总览全书大旨，点评了儒，名，法，阴阳，墨，道德六家要旨，列举全书要目，阐发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思想。今读有所感，郁积于胸，试谈一二，聊以慰藉。
其一，文学的社会功用观。太史公继承父亲遗志，对于做正《易传》，继续《春秋》，本诗书礼乐，小子何敢让焉！这些能成为天下之仪表的人们的行为准则，是王道之大一者。他认为六经之内容涉及天地，阴阳，五行，人伦，先王之事，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立乐等等当面的内容，能够达到治人，节人，发和，达意，道事，道化，道义等有关社会统治的目的。这些内容所形成一个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内部之间，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系统，从而为整个的社会和谐服务。
文学在没有自觉独立出来起就依附于政治，文学对于政治话语的谄媚从一开是就伴随而生，并非今日所见之特例。司马迁对于文学艺术的期望预设是极高的，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辩的伟大理想来说，有体现文学自主性的一面。总体上是对政治的服务，社会功用上！后来的曹丕更将文学说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进一步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和它的政治目的，社会功用性和重视度！
其二乃是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善善恶恶的美刺思想，这与诗经的美刺运用是一脉相承的！孔子作春秋是因为当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社会政治秩序混乱，是非颠倒，王道不存，以春秋来行使社会礼仪的职能。而司马迁提出不但乱世需要文学的美刺，盛世也需要！他说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是他的过错，作为太史令，要宣扬善孝！文学不仅仅是要歌功颂德，还要以深厚的历史责任感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这可以说是文学独立性和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精神的写照！
文学的美刺思想，就是强调文学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对于现实的针砭时弊，启迪人的思考。这是文学的核心价值系统，除了审美的本体在，文学的价值意义可能就在于比！每部伟大的作品总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无论现代还是后现代，只有根植在社会现实土壤中的文学艺术作品才有存在的自我价值！
其三，发愤著书说。在先秦一来，诗经以诗言志，到情志统一，对文学创作和作家主体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屈原在《九章•惜诵》中就有发愤以抒情的诗句。发愤著书更是成为了一个文艺创作理论的母体，被历代文论家所探讨不绝。
司马迁认为发愤的心情和处境是创作得以实现的动力和原因。发愤的心理能成为创作的动力，首先在于创作是发愤者的一种替代性行为。用现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心理学来说，就是作家的心理的补偿机制，现实的发愤需要文学创作来替代补偿以达到心理的平衡！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苦难，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于是走向文学世界立言阐述。如是而已！
由此可见，发愤者需要通过文学创作来替代不能实现的现实政治理想！通过著书立说，可以引导世人，讽柬时事，洗刷自己的耻辱，抚慰受伤的心灵！正所谓愤man之气不可发，乃一切寓之于书！
历史之上大多悲愤文人都有世人皆醉我独行醒的孤独，在一腔热情无人领会，一番大志无处表达的时候往往想得到知音的排解。寻求知音，希望有可以理解自己的人也是创作的一种动力。
著书立说是以他人之故事消解自己心中之块垒。
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再观之今时之人，不愤而作，不寒而颤，不病呻吟，以作何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