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书。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它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越想越有意思。
《史记》利用材料很多，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明确可考者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司马迁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司马迁也看过不少。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记》《汉书》。所以，我认为，《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
《史记》的编纂体例很重要，它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构成，在形式上模仿早期贵族谱牒。《史记》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不难发现，它的记述有时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才能了解作者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到，文笔也老到。如果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实与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
（作者李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