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魏晋时期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明珠、一朵绚丽的奇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时期,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混乱,军阀混战、权势角逐,政权更替、人心惶惶。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样的时代造就了诸多名士,他们的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愿望难以实现,还面临选择或言语失当带来的杀身之祸,他们在苦闷中潇洒飘逸、超脱旷达、任意而为、放荡不羁,也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是刘宋王朝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纂的记录东汉末年到南朝晋宋时期名士贵族等的言行轶事的笔记小说集,以生动丰富的内容、简洁幽默的文风展示了魏晋时期名士们的审美趣味和独特风尚,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是研究魏晋风度的绝佳资料。
二、魏晋风度的内涵
(一)蔑视礼法,任意而为
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意识觉醒的时代,汉代大一统的儒家文化随着动荡的政局而逐渐没落,老庄思想兴起,思想的解放使得名士追求一种崇尚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任性”和“直率”成为他们行为和性格的代名词。
《世说新语·栖逸》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意思是,山涛将要离开吏部的时候,想举荐嵇康,而嵇康却写了一封信和山涛绝交。这封绝交信,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从嵇康不愿出仕做官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对司马氏拒不合作的态度,这既是一种“任性”,更是对世俗礼法的蔑视和对当权政治的不妥协的抗争态度。《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另一段文字:“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大概意思是,姓阮的这一家族的人很能喝酒,阮咸来参加同族的聚会,不用平常的酒杯,而改用大瓮喝酒,围坐在一起痛饮一番。这时一群猪也过来喝酒,他们只把上层的舀掉,一起接着喝。大瓮喝酒,这是何等的肆意!与猪共饮,这是何等的狂狷!阮家人用行动诠释了“礼岂为我辈设也”,这种蔑视礼法的任意行为,令人惊叹和咋舌。
(二)玄学清谈,潇洒飘逸
魏晋时期,在儒家思想根基松动的情况下,老庄思想风靡其中,谈论“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的风气大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名士们对于儒家经学的厌倦和反感,另一方面是通过讨论玄学等的哲学问题来逃避现实。名士们不谈论国家大事,不讨论民生,只讨论哲学方面的内容,这就是清谈。
《世说新语·赏誉》里有记载:“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意思是郭子玄这个人才智出众,善于谈讲老、庄哲理。在众多名士看来,玄学清谈是反映了他们高洁形象的一种标志,展示了他们高雅的生活趣味和尊贵的等级,表现出他们潇洒飘逸的生活态度。后来王羲之指出了清谈的危害,“清谈误国”这种说法悄然出现。但是,清谈不仅反映了群体间的生活趣味和精神世界,更对名士们的逻辑和思辨能力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三)寄情山水,超脱旷达
魏晋时期,老庄思想盛行,名士不出仕,追求悠然自得的生活。他们寄情山水、放任自然,以超脱旷达的姿态,寻求生活的自由,探求内心世界的丰盈。他们接触自然与山水,从中获得内心的感悟,形成属于魏晋时期的智慧和哲理。魏晋士人在《世说新语》中,或者是无为的名士,他们坚持自己的本性,不受外界的打扰:或者是放诞的名士,他们特立独行,无所顾忌,他们遵从自己的内心,任性恣意。不管是无为的还是放诞的士人,都是以本性的自然为出发点,为了摆脱现实的拘束获得人格和精神的自由,魏晋时期士人的智慧体现在追求生命的超然,不为外物所累,达到常人做不到的宠辱不惊和内心平静[1]。
《世说新语·任诞》第一条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籍、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意思是陈留郡的阮籍、谯国的嵇康、河内郡的山涛、沛国的刘伶、陈留郡的阮籍、河内郡的向秀、琅琊郡的王戎经常在竹林下聚会,聚会时开怀酣畅地喝酒,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试想,名士们在竹林里喝酒、纵歌、抚琴,在自然美景中恣意酣畅,真是令人向往。《世说新语·任诞》里又有一条:“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从这段原文中可以看出,王子猷就算暂住在别人的空房里,仍坚持每天与竹为伴。竹子作为挺拔秀丽、中通外直的植物,象征着谦虚文雅和高洁的品质,苏轼也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这说明在文人墨客的内心,以竹子为代表的自然风物反映了他们的审美观,更表露出高洁旷达的人生态度。
(四)男女平等,维护女权
魏晋时期,对于女性的态度没有像以往朝代那么严苛,而是将女性放在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上,关注女性的权力和思想。为此,这个时代塑造了很多优良的女性形象,有的是以理服人、能言善辩,有的则是能品鉴人物、看清形势。由于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名士们看重理性辩论的能力,而女性受此影响也有了较强的思辨能力。《世说新语·贤媛》介绍了魏晋时期有德有才的女性,她们的美,内在品质的美更胜外在风姿一筹,女性温婉柔美的姿态升华为宁静文雅的形象,跃然纸上。
《贤媛》一篇有一则:“汉成帝幸赵飞燕,飞燕谗班婕妤,于是考问。辞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意思是,赵飞燕诬陷班婕妤诅咒她,考问班婕妤。而班婕妤的机智回应则可看出她极强的思辨能力:我知道生死由命运决定,富贵根据天意去安排。做好事尚且不一定有蒙受福荫,起邪念又能得到什么呢?如果鬼神有知觉,不会接受邪佞的祷告;如果鬼神没有知觉,向它祷告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不会做这种事的。班婕妤通过自己的理性分析和思辨能力,挽回了自己的形象和权力,是聪慧秀雅的女性。还有一则故事讲了山涛的妻子高超的识人能力,她通过偷偷观察嵇康和阮籍,发现自己丈夫的才能和情趣远远比不上此二人,给山涛指出他只是凭见识和气度和他们结为朋友,山涛也欣然同意。她作为一个古代的女性,能有品鉴人物的能力实属不易,她还能对着丈夫指出他的优点和不足。这个时代对女性的思想给予了充分尊重,这个时期的女性也赢得了当时世人和后人的充分尊重。
三、魏晋风度的意义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们独有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质,那种放诞不羁、潇洒飘逸、旷达超远、啸傲人生的气质也就不仅成为一种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人生审美价值和现实参照意义[2]。无论是人生中长久的失意得意,无论是现实里短暂的得失,我们在魏晋风度中总能找到面对它们的答案。有人形容魏晋风度是一面可以照到心灵深处尘埃的镜子,可以让心灵和精神得到涤荡净化。没错,它能够让后人不断从名士们身上反观自身,以达到自省的目的。它的内涵倡导了自由无束的生活状态,更推崇注重人格和精神自由的处事态度,给后人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顾红艳.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的精神内蕴与美学内涵[J].美与时代(下),2017(05):49-51.
[2]宁稼雨.《世说新语》及其当代价值[J].名作欣赏,2018(0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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