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品】文/摄影：孙成岗
提及北魏时期的石窟，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云冈、龙门、麦积山，往往忽视了另一处艺术瑰宝——巩义石窟寺。它规模虽然很小，但雕刻内容非常丰富，雕刻技艺非常精湛，在艺术成就上完全可以与云冈、龙门两大石窟平分秋色。
北魏崇尚佛教，佛教是北魏执政的理论武装。北魏的统治阶级宣称拜皇帝就是拜佛祖。佛教界也顺势而为，一改过去“沙门不礼俗”的陈规陋习，将皇帝置于与佛祖同等的地位，引导信众要像礼拜佛祖一样膜拜皇帝，认命今生，苦修来世，服从命运的安排。这与北魏统治阶层“制民先制心”的治国方略不谋而合，因此，佛教在北魏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北魏石窟艺术的繁荣。
石窟寺就是北魏石窟艺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位于巩义市南河渡镇寺湾村，距巩义市区10余公里。这里先寺后窟，初建时叫“希玄寺”，唐初改为“净土寺”，宋代以后才用现在的名字——石窟寺。
石窟寺始于北魏，这点毫无争议，但具体何年所建，说法不一。一说孝文帝时期建寺，宣武帝时期凿窟；二说寺庙和石窟均始于宣武帝景明年间（公元500-503），据陈明达考证，第一窟是宣武帝所建，凿于公元517年，第二窟是胡太后所造，凿于公元523年；三说石窟寺比龙门石窟早10年，巩义市的导游群体坚定地认为“龙门石窟是照俺们这个刻的”，因为这里有一个与奉先寺结构相似的佛龛[kān]。
【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2010-6-10)】
第三种说法显然缺乏依据，但作为大众文化，它的误导作用往往十分巨大。在口口相传中，人们往住会把虚假当真实，把传闻当信史。事实上，北魏早在迁都洛阳的前一年（公元493年），就已经在龙门西山凿窟造像，这比石窟寺第一窟要早14年。至于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与石窟寺的小佛龛究竟谁先谁后，确实难以考证。卢舍那大佛是武则天敕命的国家重点工程，其营造年代有明确记载（公元660-675年）。石窟寺虽然北魏佛像居多，但五代和隋唐的雕刻也不在少数。据称是卢舍那大佛原型的小佛龛，其艺术风格与人物造型显然是唐代的，但雕刻年代没有记载，无从考证。退一步讲，即使它是早于卢舍那大佛的练笔之作，也不能作为石窟寺早于龙门石窟的佐证。
【与龙门石窟奉先寺结构相似的巩义石窟寺小佛龛】
【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主佛两侧分立两弟子、两菩萨、两天王、两力士，共9尊塑像呈对称分布，石窟寺小佛龛也是如此）】
实际上，云冈、龙门、石窟寺都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主抓的重点工程，是北魏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物化体现，它开始于大同云冈，辉煌于洛阳龙门（宾阳洞），终结于巩义石窟寺。三个石窟，年代蝉连，一脉相承。
【石窟寺佛像与龙门石窟古阳洞佛像对比图】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释迦牟尼佛】
【石窟寺摩崖佛】
石窟寺不适合走马观花式游览，更适合细嚼慢咽式品味。必须静下心来，排除杂念，仔细观赏、耐心把玩，惟如斯，方能融进它的磁场，感悟它的奇妙。
这里的石刻艺术美得让人窒息，虽然它只有5个洞窟和1个千佛龛、3尊摩崖像，但就在这5个洞窟及摩崖上，却分布着328个历代佛龛，大小造像达7743尊。
由于历史上黄河泛滥，泥沙淤积，石窟底部比现在地面低了1米多，因此，这里几乎无法拍摄人景合一的旅游纪念照，但如果把镜头对准佛像，那么就会发现风景无比绮丽。经过云冈与龙门两大石窟的艺术洗礼，这里的雕刻手法更为娴熟，技艺更为精湛。
【石窟寺建造当初的地面比现在的地面低一米多，平视时只能看到石窟的1/3，立像也只能看到一半】
与龙门相比，石窟寺的雕凿风格简约质朴，刀法粗放洗炼，形象造型高度概括。如果说龙门的雕刻是工笔，那么石窟寺的雕刻则是写意。石窟寺的摩崖主佛头像，双目只是随意地雕出一个圆形弧球，再勾勒出一条浅浅的上下眼睑，毫无进一步的细部雕琢，眉棱骨与鼻两侧的轮廓线连成一体，配以两角微微上翘的口唇，立即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含蓄生动。重叠的衣褶显然运用了平直刀刻法，干净利落。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鬼斧神工。
【龙门石窟与石窟寺佛像双目雕刻技法比较】
【龙门石窟与石窟寺北魏佛像衣纹雕刻技法比较】
壁脚处的“神王”，显然是当时权贵和将军形象的艺术再现，尊尊怡然自得,面相丰满；力士处于壁脚下端、双手上托，五大三粗,膀阔腰圆；异兽筋肉饱绽，孔武有力。这些雕像均运用了高浮雕手法雕刻而成，手法粗犷但形神兼备，凸显石窟寺简约质朴的雕刻风格。
石窟寺主佛造像以坐姿为主，胁侍则以立姿居多，衣纹自然下垂，座前下摆重叠，转折柔和，合乎结构，反映了雕刻技艺在不断成熟和丰富。
石窟寺中的“帝后礼佛图”毫无疑问堪称“镇窟之宝”。“帝后”不是“帝之后”而是“帝与后”，即“皇帝与皇后”。“帝后礼佛图”描绘的就是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礼佛的盛大场面，构图简练生动，刻工细腻，人物性格鲜明，是我国石窟浮雕艺术中罕见的精品之作。龙门石窟的古阳中洞原本也有“帝后礼佛图”，但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被盗往美国，因此，石窟寺中的“帝后礼佛图”就成国内孤品，更显得弥足珍贵。
【孝文皇帝礼佛图】
【文昭皇后礼佛图】
“帝后礼佛图”位于第一窟与第四窟中。第一窟中的“帝后礼佛图”最为精美，分皇帝和皇后两批人员，各占三个版面。左侧描绘的是皇帝礼佛的场景，图中孝文帝头戴“冕旒[miǎn liú]（帝王专用礼帽）”，身穿“衮[gǔn]服（龙袍）”，在诸王、大臣及手持伞盖、羽葆（帝王仪仗中以鸟羽联缀为饰的华盖）、长剑、香盒的近侍宫女和御林军的前导下，缓缓行进；右侧再现的是皇后礼佛的盛况，文昭皇后头戴莲冠，身披霞帔[pèi]，一手拈[niān]香，后随两名贵妇，在众宫女的簇拥下迎风徐行。
在北魏雕刻中常用身材胖瘦来体现身份的高低贵贱。“礼佛图”中，贵族个个大腹便便[pián pián]、仪态雍雅，侍从人人身材瘦弱，低微矮小，有些身高只有主像的三分之二，主仆尊卑，一目了然。有趣的是，在皇后礼佛的队伍中，有一婢[bì]女为皇后携提衣裙，宛如现代西式婚礼上为新娘捧起婚纱裙摆的童女，十分有趣。
【用身材胖瘦来体现身份的高低贵贱是北魏雕刻艺术的常用手法】
【携提衣裙的婢女】
图中人物虽然密集重叠，但顾盼照应，浑然一体。北魏雕刻家们运用了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坚硬石块有了生命与灵动，伫[zhù]立图前，凝视注目，仿佛感到这两支队伍在雄浑舒缓的音乐声中仍在徐徐向前，我的眼前不禁幻化出至今仍在异国他乡的龙门“帝后礼佛图”，那里面的两支队伍肯定也在缓缓前行。我相信，他们迟早能走出纽约和堪萨斯两大博物馆的大门，回到祖国的怀抱，尽管路途十分遥远，步履十分缓慢。
此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公元494年，孝文帝为了给北魏王朝赢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把首都从大同附近迁至洛阳，同时推行说汉话、穿汉服、与汉通婚等汉化政策。“礼佛图”中，人物的服饰不再是短窄贴身的胡服，而是变成了宽大博带式的中原汉服，仪仗队伍中出现了伞盖、羽葆等汉族皇室的礼仪用品，人物的发式也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汉文化特征。
石窟寺是继洛阳龙门石窟之后开凿的，是对龙门石刻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它使佛教艺术同中原汉文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纵观整个雕刻，人物雕像面貌方圆，神态安详，已经没有了北魏早期“深目高鼻，秀骨清瘦”的特点，衣纹雕刻也趋于简洁，往往只是寥寥数刀便栩栩如生。可以说石窟寺的雕刻既保留着浓重的北魏印记，又孕育着北齐、隋代的艺术萌芽，形成了由北朝向唐代过渡的艺术风格。
石窟寺作为北魏石刻艺术的一颗璀璨明珠，依旧静静地坐落在洛河之滨的一个小村庄中，绽放着应有的光芒。受人重视也好，被人忽视也罢，它始终在默默地尽着自己的本分——把先人们的杰出艺术成就向今人展示。
【原创作品】文/摄影：孙成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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