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光明论坛·温故】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6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原系朱熹在诠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所讲。这一名句论述了“民”“社稷”与“君”三种政治主体的轻重次序，孟子对此的裁断斩钉截铁、力透纸背。孟子所言的“君”，包括周天子与封建诸国的邦君，他们虽然威势赫赫，但仍须以“天地”“社稷”为祭祀与忌惮的对象，除祭祀“天地”乃天子之禁脔外，天子、邦君皆须祭祀“社稷”，即土神与谷神。封邦建国，除了建立代表“时间—血统”向度的宗庙，还须建立代表“空间—事业”向度的社稷。而社稷逐渐与宗庙一起，成为一国政权的代名词，成为天子与邦君誓死守卫的对象，此即《礼记·曲礼下》所言的“国君死社稷”。然则“社稷”又因何而设？无非是因为这两位神祇分别庇佑百姓的“有所居”和“有所食”，民生悠悠万事，莫不以安居足食为前提。因此，朱熹在这句诠释之后说，“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君”与人格化的神祇“社稷”均应恪尽职守，不得尸位素餐。若是“诸侯”卫护不了“社稷”，则应“变置诸侯”；若是“社稷”庇佑不了人民，则应“变置社稷”。虽然孟子在此处没有明言天子“危社稷”该当如何，但我们完全可以推出，对此种“残贼”人民之君，大可以“逐之”乃至“诛之”。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道尽了民本思想这一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精神。按照金耀基先生《中国民本思想史》的概括，儒家民本思想有下列基本要义：(1)以人民为政治之主体，特别是民有、民享；(2)天之立君既然为民，则君主居位必须得到人民同意，“革命”与民本实为一体两面；(3)“保民”“养民”“化民”乃人君最大职分；(4)民本作为“义利之辨”的判准；(5)民本作为“王霸之争”的判准；(6)民本作为“君臣之义”的判准。梁启超先生曾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将“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与“世界主义”“社会主义”并称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三大特色。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亦曾将“民惟邦本、政得其民”标举为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启示。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晏子春秋》的“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从贾谊《新书》的“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以为本也”，到刘勰《新论》的“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到谭嗣同《仁学》的“因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中国之民本思想，实澈上澈下，流贯中国五千年之政治”。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深刻说明了中华政治文明对于执政合法性的终极判准。在朱熹做出这句诠释所据的《孟子》原句之后，孟子紧接着讨论了三种政治主体的赋权依据——“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得诸侯之心者可为大夫，得天子之心者可为诸侯，唯有得民心者方可为天子(王)。何谓“王”？传统上多认为首见于甲骨文的“王”字乃是指事字，取自象征暴力的斧钺之形。这固然无可厚非，但包括孟子在内的儒者，却采取了“得天下民心”这样一种深具人文道德色彩的诠解方式。除上述文字外，《荀子·正论》指出：“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许慎《说文解字》释“王”字曰：“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灭国上》则讲：“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当然，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民本思想固然有其力量，但在历史上却往往成为独夫民贼挟持民意的政治修辞。于是乎，在“君臣之间”和“名实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天地之间”。前者乃是黄宗羲所抨击的“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后者则是朱熹本人所愤疾的“千五百年之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以民为本不能只是种冠冕堂皇的说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将民本从理想变为现实的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98年来，人民立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补天柱地”“开天辟地”的伟大成就，能成为“顶天立地”“经天纬地”的时代先锋，端赖于其时刻铭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秉持“人民立场”这一根本政治立场，得民心而得天下，顺民心而治天下。
(作者：孔新峰，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专家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