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在魏文侯的领导下，一度曾是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魏文侯过世了以后，他的儿子魏击继承了魏国，是为魏武侯。但随着魏国牛人死的死，走的走，魏国的老大地位也逐渐不如原来那么稳固了。魏武侯死的时候，并没有立太子，他的儿子魏罃和公中缓争夺统治地位，魏国开始了数年的内乱。
韩、赵看到魏国内乱，于是出兵伐魏，大破魏军，杀到城下。但是，这个时候，韩、赵两家的主公却有了不同意见，一方说，杀了魏罃，立公中缓，然后让魏向两家割地，而另一方则说，不如把魏国分为两个国家，这样国力就大大减弱，不能威胁到我们了。这两个方案其实都很好，若加以实施，都能实现实质性削弱魏国的目的。若他们任选其一，魏国乃至战国时代的历史走向可能都完全不同了。但问题就在于，这两家当时却不知搭错了哪根筋，谁也不肯妥协，所以最后各自撤兵、不了了之了！
韩、赵撤兵后，魏罃成功灭了公中缓一党，获得了魏国统治权，成为了魏惠王（就是《孟子》里头那个跟孟子讨论义、利问题的“梁惠王”）。虽然魏国还没有被亡国，但其国力这时候已经大不如前了。
而恰恰就是在魏惠王时代，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人物粉墨登场了。
卫地自古多君子
卫鞅，也称公孙鞅，从他的姓可以看出，他是卫国公族的子孙。只不过，不幸的是，他是庶出的。这意味着他不可能成为卫君的继承人。于是，他从小就学习刑名之术（法家学说），并跑去外国寻求机会，期望能凭着自己的实力出人头地。
先打住。
我不造大家有没有注意，卫鞅是“卫国人”。这个“卫国”不是战国七雄，但是却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纵观整个战国时代，到处都能看到卫国人在外国折腾。
别看卫国是个小国，不起眼，但有两件事让卫国在历史上的地位还不低：第一件事，它的生存能力，它是东周列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比它的宗主国周王朝还要晚十几年；第二件事，卫国有文化，“卫多君子”，这句话是春秋时代很有影响力的“延陵季子”老先生说的，而我们尊敬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其中十年都呆在了卫国，恐怕也是因为卫国有很多能和他谈得来的君子。
战国时代卫国人才辈出，只可惜都是服务于其他诸侯国，除了卫鞅，还有之前讲过的吴起，始皇帝的“仲父”（也可能是亲生父亲）吕不韦，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客荆轲，等等。
这几个人有以下两个相似处：
1、不服务于祖国，都发达于国外，吴起仕魏、楚，卫鞅和吕不韦仕秦，荆轲仕燕；
2、都不是什么特别“君子”的人，两个刻薄寡恩的改革家，一个善用阴谋诡计的商人，一个图穷匕首见的刺客。
简单的说，我觉得应该授予这帮人一个统一的荣誉称号：亡命之徒。
我就纳闷呢，一个号称“多君子”的国家，怎么净出现些叛国投敌、诡计多端、刻薄寡恩的亡命之徒呢？
我来尝试解释一下。
周朝没有义务教育，国民文化水平很低。而卫国则有很好的文化传承和文化氛围（这也是为什么秦始皇迟迟不灭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卫国人的素质较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普遍高出不少。
但是，卫国本地还是一个多君子的国家，拥有很淳朴的民风，喜欢搞文化研究，但不喜欢折腾。加上当时国力不强，那些想出人头地、不走寻常路的人士在卫国本地得不到认同，也缺乏资源。于是，这帮人只能跑出卫国这个圈子，去外国寻求机会。
所以说，这些卫国亡命之徒都是“非典型”卫人。作为亡命之徒，他们身上有以下特点：
1、喜欢赌，喜欢冒险；
2、胆子特别大，没有不敢干的事；
3、很现实，手段无下限，毫无节操可言；
4、做事很执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5、爱折腾，no zuo no die。
OK，现在回来说正事。
卫鞅最早在魏国工作。给魏相公叔痤打工。公叔大人很喜欢卫鞅，但还没来得及把他介绍给魏王，自己就得了重病，眼看就要不行了。魏惠王来看他，公叔大人就特别跟惠王说起卫鞅，说别看这小子年轻，但绝对是奇才，大王啊，一定要把整个国家都托付给他啊。
魏惠王不是他爷爷魏文侯，没有那么独到的看人眼光和用人魄力。听了公叔痤的一番话，觉得没头没脑的，就嘿的笑了一声。公叔痤看到惠王这表现，就知道惠王估计把他的话当儿戏了，就又说了，如果大王不用他，那就一定杀了他，不要让他为他国所用。魏惠王暗地心想，哥们你确实病得不轻啊，一个默默无闻的黄毛小子，五分钟前让我举国听他，五分钟后又让我杀了他，这不自相矛盾么，更年期症状很严重啊。当然，惠王表面上还是很尊重公叔痤的，毕竟这位老人就要不久于人世了，就装着答应下来，权当哄哄他咯。
魏惠王离开了相府。公叔痤赶紧叫来卫鞅，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让他赶紧逃命。当时公叔痤为他自己这种前后矛盾的行为辩解的理由是，“吾先君后臣”。但这说不过去。老板在一个样，老板走了马上换个样，这种“先君后臣”流于形式，让人很难理解。我只能说，当时很多人的节操大概都是玻璃渣子，没事就拍地上碎一地。
卫鞅则很冷静。他说，既然魏惠王不会听你的话重用我，那肯定也不会听你的话杀了我的，就一直留在了魏国。卫鞅这个决定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充分展现了亡命之徒爱冒险的特质。他这番话虽然听上去有些道理，但是，让国君把一个人作为国士来对待，和把一个人作为蝼蚁捏死，毕竟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码事。如果魏惠王是个比较保守但又很冷血的人的话，卫鞅很可能当时就死在魏国了。不过，幸好，卫鞅赌对了，所以，他继续留在魏国快乐的玩耍。
秦孝公招贤
差不多这个时候，秦孝公上位了。在春秋的时候，秦国在秦穆公的领导下，一度非常强大。但秦孝公接掌秦国的时候，情况却有点糟糕。一方面，秦国当时的国力比较弱小，历史上很重要的河西地区，在前阵子被魏国的吴起夺走了，河西地区是当时的战略要地，有河有山，易守难攻，秦国当时也没有力量夺回来，这让他们的国防非常难受；另一方面，秦国在当时是个特别不受待见的国家，那些自诩文明古国的山东大国，都认为秦国是夷狄之地，觉得他们是野蛮人，不愿意跟秦国来往，排斥他们。
秦孝公即位的时候才二十一岁，可谓是意气风发，下决心要改变这个局面。于是，他就在国内发了个通告，招贤纳士，帮助他改变秦国的现状，重新恢复秦穆公当年的风采。
而给出的条件也十分诱人，“与之分土”。言下之意是，如果干得好，你自己也能做一个国家的君主。
我们知道，现在公司挖人才给一些股权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如果给你的报酬是一个国家，听上去是不是很刺激呢？
秦国当时绝对是落后国家（后面会讲落后到什么地步），但在这种许以重赏的情况下，仍能吸引到牛人光顾，并成功实现短时间崛起的目的。
卫鞅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从回报上讲，这恐怕是当时最好的工作机会了。于是，他找到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估计是给了不少好处费的，不然怎会推荐一个啥背景啥资历都没有的黄毛小子——让他把自己推荐给了秦孝公。
《通鉴》上记载，“（卫鞅）说以富国强兵之术，（秦孝）公大悦，与议国事”。
不过，太史公在《史记商君列传》里的记载却不太一样。说卫鞅见了秦孝公四次，才真正把他打动。按照《史记》中卫鞅自己的说法，第一次会谈，他用尧舜治国的方法劝说秦孝公，秦孝公完全不能理解，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第二次会谈，他用禹、汤、文、武治国的方法劝说，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会谈，他讲了春秋五霸的方法，秦孝公开始感兴趣了；最后一次，他讲了富国强兵的方法，秦孝公被彻底吸引了。言下之意是，秦孝公其实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只是想能快速富强而已——纯粹的“暴发户”心态。
太史公在《商君列传》最后的结语中这么评论这一节：“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意思是，那都是卫鞅自己的说法，他压根就干不了尧舜禹汤的事儿，所谓的三皇五帝的治国术，全都是他瞎编的。
光哥大概觉得这个故事根本就是杜撰，所以干脆都没在《通鉴》里面提。
我也觉得这是杜撰，很有可能是当时什么人加上去的。刚才说了，秦国在那些个文明古国眼里，就是个蛮夷国家。但是后来蛮夷国家富强了，甚至统一了中国，那些文明古国就接受不了了。富强的根儿在哪儿呢？就是商鞅变法。所以，我估计那些文明古国的文人们编出这个略带酸味的情节来，贬低秦国依靠下三滥的方法才能崛起，贬低秦孝公是个没有远见卓识的暴发户，贬低卫鞅是个没有原则、为达目的不计手段的人。
呵呵。阿Q精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文明古国的传统一直源远流长啊。
下三滥也好、没有原则也好，结果是，卫鞅进入了秦廷。
舌战群儒，开始变法
进入秦廷只是第一步，不取得实际的结果，也没有办法得到裂土封侯的待遇。所以，卫鞅需要继续努力。
做大事的人，必须得能折腾。我就观察过我和许多富豪朋友的差别。为什么我特别穷，他们却有很多财富？通过我的观察，得出的简单结论就是：他们比我能折腾。他们手里刚有几毛钱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理财了，把几张毛票从这个户头折腾到那个户头；而我至今都还弄不清我现在有几张银行卡，更别说倒腾钱了。爱折腾，是成大事的一个必要条件。
卫鞅就不缺折腾劲儿，no zuo no die啊。他经过几年的调研，确定了一整套行动方案，并说服秦孝公要在秦国搞改革。秦人听说了，当然不高兴了，说，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百年了，都是认老理儿的，你个小瘪三一跑过来就要把我们的规则制度全都改了，凭什么。朝野一片反对之声。
秦孝公有点犹豫，毕竟那么多反对声，而且不少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士族大臣，有点打退堂鼓的意思。卫鞅的执着劲就上来了。对孝公说，这帮人，没有远见，不能跟他们谋划大事，只能给他们看到既成结果。最厉害的人是从不随波逐流的，最成功的人是不听从大众意见的。所以，如果想要强国，必须要放下包袱，进行改革。
甘龙，当时秦国名臣，也是孝公很信任的大臣，跳出来说，这都是扯淡。按照原来的方法进行治理，官吏容易上手，百姓也会很安稳。言下之意是，维持现状，行政效率高，政治风险小。在此给甘龙辩白几句，他也不是什么老顽固，他比较相信逐步改革，怕国内动乱，不想像卫鞅提议的那样一下子搞得很激进，而且他确实也是秦国的忠臣。
听甘龙这么说了，群臣纷纷附议。毕竟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当然不希望出现大变动，安稳点过一生，多好。
卫鞅继续努力，当然他也是讲究辩论艺术的。他接过甘龙的话茬，说，一般人喜欢按照既有习惯生活，读书人安于书本上的知识，这些人呢，让他们奉公守法，是可以的，但是讨论现有政策法律之外的事情，就不靠谱了。——这一棒子把反对变法的人都打击了，而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接下来说得更尖锐了：有智慧的人制定法律，一般人被法律所规制；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人则受到礼法的约束。这是逼秦孝公站队呢，老板你是想做有智慧、贤能的人呢，还是想做一般人呢？
秦孝公这时候已经往卫鞅这边倾斜了。
但反对派不肯善罢甘休，一个叫杜挚的大臣又跳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去变法，是不对的。而如果不变法，政治上就完全不会有风险。他这番话其实可以理解为对变法成果的数学期望解释。杜挚认为变法的成功概率很低，所以如果变法的结果不能带来比现有制度高百倍的利益的话，变法成果的数学期望就比守法要低。这种情况下，理性的考虑，就应该继续守法。这话其实说得很有水平。
卫鞅呢，却不上他的圈套，不跟他做数学题，而是通过感情因素来感染秦孝公。他举了几个例子，商汤和周武（商周的开国君主）都是不沿袭旧制度的，最后的结果是取得了天下，而被他们取代的夏朝和商朝就是因为几百年不变更旧制度，所以才会落到个亡国的下场啊。
听到这里，秦孝公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回顾了自己的前几任：维持成法，秦国一再削弱。难道自己要做亡国之君么？No！当然要努力成为像商汤周武这样的伟人啊。于是，当时二十四岁的秦孝公当场拍板，做出了改革的决策。
卫鞅在政治上比吴起成熟。他知道决策权在谁手里，而且知道如何去打动决策者。秦孝公刚二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且又胸怀远大理想，所以，用一点激将法是最合适的了。当然，这样一闹，另一个政治结果是，卫鞅和秦国其他大臣的梁子就结大了。
这个时候的卫鞅，拿到了国君给的尚方宝剑，终于可以开始大干一场了。
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商鞅变法就这么开始了。
卫鞅变了些什么
卫鞅一直忽悠秦孝公，自己能让秦国短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所以变法的主旨当然围绕着富国、强兵这两个主题了。
富国政策：鼓励生产，对于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劳役或赋税；对于那些从事工商业（俗称投机倒把）以及懒惰导致贫穷的，把他们的老婆孩子都收归成官奴；鼓励增加人口和户数，一家若有两个以上壮丁而不分居的，赋税加倍。
强兵政策：奖励军功，并明确奖励标准（同时也明确爵位等级，以及对应的福利待遇）；私事斗殴的，则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对应的刑罚；王族里面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家族名册；区分富与贵，有军功的能够显赫荣耀，没军功的即便很有钱也不能显荣。
嗯，上面是变法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差了第一条：
什伍连坐。
——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督揭发，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揭发的人能获得跟军功一样的奖励，而藏匿的人则获得跟叛国投敌一样的惩罚。
这条看上去跟富国和强兵都没什么直接关系，为什么卫鞅把它放在第一条的位置？
因为这一条是其他几条能够高效实施的基础。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东周时代很多诸侯国的国土面积就已经超过了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了。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话，没有电报，对于国家的统治者来说，要实现对自己国土的有效管理，是很不容易的。想像一下，如果你管着一百个人，跟每个人每天谈话五分钟，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那就已经八个多小时了，谈完刚好下班；如果你管一千个人，一个礼拜，啥事不做，才能刚刚谈完；如果是一万个人呢……
你站在战国时代国君的角度想想，要在全国收个税或者抓个壮丁，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啊。
所以，卫鞅要对基层百姓实施编组管理，而且要以户为单位。
光编组还不够，还要让他们互相监视，让他们能够听从国家的号令，服从律法的管理。当然，平头百姓可没那么高的觉悟，自己过日子就好了，没事干嘛去互相监视揭发么，吃力不讨好。于是，就有了奖励检举揭发的制度，检举别人有奖励，藏匿别人有惩罚。但是，这还不够，因为统治者最想看到的不是因为这件事去奖励和惩罚百姓，而是希望根本就没有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所以，再进一步，就设计了连坐制度。一家犯法，十家受罚。你邻居昨天偷了别人家一头牛，被人检举了，你全家也要跟着去坐牢！这法律实在太无耻了！但是没办法啊，毕竟是有暴力机关做后盾的。所以，我能怎么做呢？我只能每天盯着其他人，别去干作奸犯科的事情。这就从根儿上预防了作奸犯科。
这个制度对中国的社会构成的影响极其深远。西方以人作为社会最小单位，而中国以“户”。而且，直到蒋介石时代的民国，这个制度都一直在作为政治制度实施，当时叫“保甲制度”。
而在我们现在很多优秀企业里，同样也有。比如堪称中国制造业企业楷模的海尔。我记得很久以前在北大听海尔的宣讲，海尔公司的干部在台上眉飞色舞的讲他们的制度创新经验。他说，海尔有个制度，每天都要对生产线上的人员进行考核，如果某位员工达不到既定的标准，拖了全组的后腿，下了班以后，这组人就会全体留下来，帮助、教育这位员工，直到他真正认识到错误并使大家看到改正的希望为止。这位干部认为，这是保证海尔高效率、高质量的一个核心制度。
但是，他不无遗憾的说，这种制度无法应用于欧美地区的子公司，理由是侵犯人权。
台下立时就哗变了，质问他：你以为在中国就不侵犯人权么？
说岔了。其实海尔的这项制度的核心思想跟什伍连坐如出一辙，而直接效果就是，海尔成为当时全球最炙手可热的制造业企业，没有之一。
变法实施
变法的内容高明么？在我们现在看来，不见得高明；在当时，恐怕也不是顶高明的。很多内容在吴起变法的时候就已经用过了。
那为什么秦国能通过变法在短期内变强大呢？
几个理由：
1、变法的内容很简单，大家都看得懂；
2、变法的内容很简单，大家都能照着做；
3、变法的内容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做了的好处和不做的后果。
还有一点，就是让大家看到统治者变法的决心，使得变法能有效实施。
改变人的习惯，是很困难的事情；更不消说是要改变一群人的习惯了。最难的，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而是中间那一波。人是喜欢跟风的，所以当一个改革政策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喜欢“观望”，这些人两边都不靠，而是看“风”往哪边刮。今天刮西风，他就跑去西边；今天刮东风，他就跑去东边。典型的“墙头草”行为。而且，这种人还不少。
怎么对付这帮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东风吹得更猛烈一些吧！并且一直吹下去！
而卫鞅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南门立木。他在法令公布以前，先在国都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并说，把这根杆子搬去北门就能拿到十金。大家都很奇怪，哪有这种好事，没人动手。于是，他把奖励提升到了五十金。有个人半信半疑的拿着木杆去了北门，获得了这个奖励。完成了这件事之后，卫鞅才正式颁布变法的法令。
他不是在立木，他是在“立信”。他是告诉大家，我和我的老板，是说话算话的人。
当然，光立个木头是远远不够的。
法令颁布一年后——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那些既得利益者又刮起了猛烈的西风。数以千计的人——那些容易动摇的“墙头草”们——来到秦国国都请愿，说法令太不方便了。卫鞅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抓个典型，杀一儆百。偏偏这个时候，秦国太子犯法了。卫鞅决定就拿太子开刀。但动太子，他还是不太敢的，因为当时的刑罚下手很重，动不动就拆人一条胳膊一条腿的，或者在人脸上刺个字。如果未来的国君脸上刺个“人犯”的字样，那实在有失大国威仪啊！于是，便对太子的老师下手，对他的两个老师实施了刑罚。
太子犯法都照样受罚了。这个消息传出去，那些墙头草们不敢支吾了。这东风吹得猛啊，大树都靠不住了，何况小草了。乖乖回家听话吧。
结果，秦国大治。变法实施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看到这个情况，那些前几年上京请愿的墙头草，又上京了，这次是大唱改革的赞歌啊。卫鞅却说，这都是乱法的人！把他们都发配边疆了。之后百姓就再不敢谈论法令了，法令的权威和执行力进一步得到巩固。
这让我想起了某知名企业家几次三番在演讲中强调：员工凡是谈战略的，直接开除。是不是也有些神似呢？
变法差不多过了九年之后，卫鞅又在之前变法的成果上进一步完善了各项内政政策，包括：迁都咸阳；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内息（之前秦国家庭是不分长幼、兄弟一起住一个大房间的）；把散落的小村落合并到一起，确立郡县制；废除井田制，进行赋税制度改革；统一度量衡等。
伐魏和册封
又过了十年。卫鞅已经是秦相很多年了，秦国也已经比原来强大很多了。但是他还没得到土地。
因为他没有军功，而且河西地区还在魏国手里。
于是，他劝说秦孝公伐魏，夺回河西地区。
卫鞅带兵出征了。而魏国也任命了王族公子昂为将，来抵抗卫鞅。
两军对垒，摆下营寨。卫鞅写了封信给公子，说，当年我在魏国的时候，跟公子您关系很好啊，现在却在战场上相逢，我怎么忍心跟您打仗呢！不如这样吧，您来我这儿，我们俩喝场酒，喝完各自回家，继续做兄弟，秦魏继续做兄弟之邦。
这分明就是个骗局。但魏公子居然信了！
结果很不出乎意料，公子喝完酒就在秦军营寨里被俘虏了，群龙无首的魏军也被击溃，大败而归。
魏惠王吓破了胆，赶紧向秦国割地求和，把河西还给了秦国，并且被迫迁都到大梁。他酸溜溜的感叹，后悔啊，当年没有听公叔先生的话。
好好哭吧，早干嘛去了。
秦孝公也履行了他的承诺，将商於这个地方的十五个县封给了卫鞅，卫鞅从此号为“商君”。这是“商鞅”这个名字的来历。
商鞅之死…以及影响
从商鞅做的这一系列事情来看，商鞅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事实也是如此。
成为商君后的两年，商鞅的后台，秦孝公薨了。当年被商鞅处罚过的太子成了新的大老板。太子当时的老师，公子虔——后来还被商鞅找了理由施行了劓刑——立刻就污蔑商鞅要造反，开始通缉、搜捕他。商鞅想，自己早年不是在魏国混过么，况且听说魏惠王还挺后悔当时没有用自己，应该会接纳自己吧，于是就准备逃亡去魏国。
这里面有个小插曲。商鞅跑到边境上，累了，想找个旅店住住。旅店主人不接受他住宿，理由是他拿不出有效身份证件。商鞅当时是畏罪潜逃，哪敢拿出证件来表明身份。于是只好跟老板求情，通融通融。
老板不为所动，说：你不知道吗，根据商君的法令，住店的人不出示证件的话，我也要一起连带判罪的啊。我可不敢冒这个险。
这是变法的结果。
我不知道商鞅当时是应该高兴呢，还是应该难过呢。
在当时那个形势下，恐怕更多的还是无奈吧。
他只能接着逃，进入魏国领土。魏国人很记仇，怨恨他靠欺骗公子的手段为秦国夺回了河西地区，不愿意接纳他；同时，魏国当时还很害怕秦国的强大——也是变法的间接结果——所以把商鞅绑了，送还给秦国。
商鞅不罢休，从秦国的看管下脱逃出来，回到自己的封地，准备造反求生。但面对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样是变法的结果——商鞅被杀死在黾池。秦国贵族不解气，把他的尸体还五马分尸了，并且灭了他全家。
万幸的是，他虽然死了，但他的法留了下来，给后世造成了很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沿袭了商鞅制定的这些法，发扬光大，统一了中国，成为第一个“皇帝”；而中国虽然在汉武帝时代号称“独尊儒术”，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政治哲学都被认为是“外儒内法”：对外展现儒术，对内实用法家。
商鞅变法的方法，明确赏罚，确立了绩效和功利主义在中国官僚机构中的原则性地位，使得中国的政治效率和综合国力在随后的将近两千年时间中，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变法背后的很多核心哲学思想，直到现在都还在广为运用。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极其负面的影响：极刑的滥用。
秦国从商鞅以后，刑罚非常严苛，动不动就肉刑，动不动就连坐。商鞅当秦相的时候，处决人犯，砍头砍到“渭水尽赤”的地步。之后的秦国统治者在这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后的中国统治者似乎看到这样的严刑峻法很有效果，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这个过程。所谓的开国皇帝——嬴政、刘邦、杨坚、朱元璋，所谓的开国元勋，哪个不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直到现在，中国在判决和执行死刑这件事上，依然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
直到现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依然漠视生命。
这么看，商鞅被五马分尸，简直便宜他了。
当然，中国历史上从来不认为商鞅是个楷模式人物。太史公评价商鞅，说他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是很正常的。历代名流也认为，商鞅最后的悲惨下场是他为人刻薄寡恩的结果，所以，需要吸取教训，做人不能做成商鞅这样。
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要为商鞅说几句。
那些名流不都喜欢说舍生取义么？什么是义，是大家的利益。但是这些名流的评价，在我看来，都是从自保角度出发的，根本就不是真正为了“义”。从对后世的贡献这个角度来说，商鞅比很多人都更好的实现了“义”。商鞅的下场，对于自己来说，是很悲惨；但如果没有商鞅，也就没有秦国最终统一中国的结果。
如果商鞅忍让，他如何力排众议说服秦孝公改革？如果商鞅宽容，变法如何能在秦国这种不开化的地方顺利推行？如果商鞅不坚持己见，秦国如何能实现快速崛起？
这是他选择的人生，也是他选择的人生结果。“求仁而得仁，死而无憾。”
商鞅，就是个亡命之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