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写的吗_三国志陈寿评价诸葛亮

陈寿著《三国志》一书，受到大臣张华的称赞，《三国志》在当时是私人撰述，陈寿死后，尚书郎范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内容方面，《三国志》没有撰述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和表，是个缺失，纵使本纪列传内容也显得简略[4]。唐朝房玄龄撰写的《晋书·陈寿传》，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至于《三国志》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有曲笔、粉饰，则属事实，备受批评。

史实方面，《三国志》因当时政治条件、陈寿个人私仇以及其所参考的材料等方面原因，在部分史实方面记载有曲笔，部分人物记载有严重的背离。魏书部分所主要参考王沈所著《魏书》，《史通·直书》批评《三国志》和《魏书》对于司马家族对诸葛亮的作战不利闭口不言，有失史家之风范。清朝国学大家钱大昕为何晏辩诬，批评《三国志》记录不实，指出陈寿这帮人因为何晏与司马懿有过节，所以给写的传记多有污蔑之词，而何夔、裴潜、郑浑、杜畿、陈矫、卫觊、贾逵、王昶等人，因为这些人子孙在晋显达，他们的传记颇多溢美之词。

宋代唐庚则批评《三国志》以“蜀”称呼刘备、刘禅的政权，认为终此政权，自己从未使用过“蜀”字，而陈寿为了显示魏晋的正统，故意使用蜀而不用其正式国号“汉”，是前所未闻的史家不书国号的怪例。并认为作者用意如此，则其书中褒贬也不可信。唐庚还记载王安石称：“三国可喜事甚多，悉为陈寿所坏。”并劝欧阳修重修三国史。

《三国志·卷二十·魏书二十·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载有“曹冲称象”的故事，何焯认为孙权在建安十五年（210年）才派步骘出任交州刺史，士燮兄弟等人奉承东吴，只有在此之后才能获得亚洲象，但曹冲早已在建安十三年（208年）之前死去，所以曹冲称象之事不真，而置船刻水的称量方法可能早已有之。邵晋涵则指出《符子》中就记载了燕昭王命令水官用类似的方法称量大猪。

陈寅恪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出于印度佛典，他指出地处中原的曹魏境内无象，所以不得不与孙权进献之事混为一谈，这是比较民俗文学的通例；而称象的故事多见于汉译佛典，如北魏吉迦夜共昙所译佛经《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中就有类似的故事，虽然《杂宝藏经》为北魏时所译，比西晋初年成书的《三国志》要晚，但《杂宝藏经》中所的很多内容见于汉译佛经之中，这个称象的故事可能也是取材于早译出的佛经，或者是佛经虽然翻译完成，但书籍已经亡逸，无法考证，又或者是佛经没有被翻译，但是故事靠着口述流传到中国，被附会为曹冲的经历。季羡林也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源自印度佛经《杂宝藏经》，“它也许在后汉时代就从口头上流传到中国来了”。

不过这一质疑主要依据是清代、近代较片面的自然地理、生物学常识，就直接质疑成书与事件相距仅几十年的《三国志》正文的记载。现代历史地理学、生物学研究并不支持陈寅恪等人的这一理论。历史地理学者曾经总结过大量正史中出现野象的记载，南北朝时今安徽、湖南、江苏，直至北宋时今湖北等地都出现过野象闯入被猎杀的记载。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则说明亚洲象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580年的活动北界在秦岭淮河一带，公元580年至1050年间的北界仍在杭州湾、钱塘江，即使晚到1450年其活动北界仍可以包括福建省内的武夷山。孙权200年接掌江东时就被朝廷封为会稽太守，东汉会稽郡辖境南括今天福建省三明市、漳州市、龙岩市、南平市等地区，远在亚洲象活动北界（秦岭淮河）以南。

吴金华指出《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引《江表传》也记载了曹冲称象的故事，其记载中有“邓王冲尚幼”，与本传“生五六岁”契合，可知此事发生于建安五年至建安六年之间，当时孙权刚开始统治，献象求好是符合情理的，何焯所认为的巨象一定来自交州、必须是士燮奉承后才可获得巨象的观点未必可靠。彭华也指出陈寅恪的论点大有问题，按照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大致在刘宋之前，长江以北尚有野象栖居，之后才限于江南，三国时期的吴国境内有象且由孙权进献给曹魏是完全有可能的。彭华还指出曹冲称象的方法可能在古代早已有了，邵晋涵所引用《符子》的内容见于《初学记》和《太平御览》，细节虽不可深究，但也不可轻率否认，因为故事非常符合燕昭王“好神仙”的特点；故事合乎燕昭王时期燕国强大国势的背景；成书于东周时期的《考工记·轮人》已经反映在当时已经知道运用浮力检测木材的质量是否均匀，那么称象的故事与中国的科技史相吻合；《符子》的作者符朗为东晋人，早于《杂宝藏经》的译者吉迦夜共昙。综合来说称象的故事确实有可能发生于战国时期的燕国，或者说《符子》的内容有所依照，并非空穴来风。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引用王沈《魏书》和鱼豢《魏略》的资料，记载由中国前往日本这个“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的国家。全文总字数不过两千字，却是现存对于古代日本的情况最早的纪录，是研究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元人罗贯中在民间传说、话本、戏曲的基础上，依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才学和经验，写成影响巨大的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又名《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但其中也有不少内容和情节来自诸多传奇、戏曲、民间说法，也就是所谓的“七实三虚”。但《三国演义》对民间的影响高于《三国志》。

由于陈寿编著的时间距三国很近，《三国志》被认为是比较真实地记录了三国历史的史书。罗贯中编撰的小说《三国演义》便以此书为蓝本。但同时应该注意小说演义与正史记述的不同，这使得人们对一些三国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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