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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黄钧先生最先提出《三国演义》是“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该文认为:代表社会理想的王道仁政,即刘备集团，被代表社会现实的霸道暴政，即曹操集团所毁灭,它不仅是三国时代的悲剧，也概括了整个封建社会我们民族的历史悲剧。《三国演义》形成的宋元时期“正是民族遭受灾厄和屈辱的年代”,作者“正是为了发掘时代苦难的根源。他揭示蜀汉悲剧的酿成,正是为了探索宗国沦亡的缘由”。此说得到了不少论者的响应。但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为什么要把深沉的悲剧意识寄托在三国时代刘备集团中主要人物身上?我认为，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乱世应以武治天下。

儒家主张“王道”,无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那都是统一的盛世或开国君主，用武力改朝换代之后，需要以文治天下的时代才行之有效。像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微，群雄争霸,天下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社会普遍崇尚武力战功或纵横捭阖而巧取豪夺,故韩非子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韩非子

在争于气力的时代,最适宜的是依靠法治和武力富国强兵。故孔、孟等儒者周游列国以“仁义”“王道”去游说人主而总是不被采用,就因为“势异则事异”,不合时宜的缘故。汉末天下大乱,王权式微,群雄逐鹿，军阀割剧，其势则与春秋战国相似;而刘备集团却于此时欲以“仁义“、“王道”去“兴复”气数已尽的汉室，与兵强地广的曹操集团争天下，虽然是坚持崇高的伦理精神，怎奈不合时宜，故其失败的结局就具有悲剧的历史必然性。

曹操

其次，先秦儒学无法顺应历史潮流。

从儒学发展的阶段看,先秦儒学虽是显学,但未“独尊”,只是诸子百家中一家而已;至西汉武帝盛世,董仲舒为适应汉王朝大一统的需要作《春秋繁露》，倡导“三纲”以维护皇权的专制权威，汉武帝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始借皇权“独尊”而开始制度化。

《春秋繁露》刻本

但这个制度化过程不长,至东汉始则因谶纬神学和繁琐章句之风泛滥，儒学便日益破碎、异化,加之佛、道渐兴,思想多元化，故儒学在士人心中的威信和影响更臻微弱不堪。王弼、何晏以老庄注儒经,开玄学风气之先,嵇康、阮籍本儒者而反名教,“非汤武而薄周、孔”，即可见世风与儒学之背道而驰,而刘备集团在此儒学异化、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却举起“仁义”、“王道”的儒学旗帜，不啻挽狂澜于既倒,显然无法顺应历史潮流。因而其失败灭亡,也具有悲剧的必然性。

刘备

再次，罗贯中坚信“王道”的正义价值。

生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本是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自然崇尚代表“王道”的儒学。他当然知道,儒学经两宋程、朱理学的改造，已由西汉制度化发展为心灵化阶段。“制度化”是统治者规定人们必须信仰;而“心灵化“则通过宋儒的倡导使之变成人们自觉的内在修齐治平的需求。

罗贯中

罗贯中亲眼看到明太祖朱元璋用“王道”不但战胜了江南陈友谅等群雄,而且用“王道“推翻了典型“霸道”的元王朝;朱元璋并以大儒朱熹的后裔自居,用开国君主的权威将朱熹注解的“四书”钦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士子科考的教科书，使心灵化的儒学在封建社会后期又重放光芒。这种经验无疑使罗贯中更加坚信“王道”的正义价值。但另一方面,他或许也了解:三国时代是儒学制度化中的衰微时代，而元末明初却是儒学心灵化之后的鼎盛时期。用心灵化阶段的理想去写制度化衰微期的失败者刘备集团,从而获得悲剧必然性的解释,为后世读者留下意味深长的历史悲剧的意蕴。

大儒朱熹

以上只从总体着眼，就特定时代的两大集团而言看刘备集团的悲剧性质。如果我们从《三国演义》中众多悲剧个体人物着眼,也许会发现他们的悲剧还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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