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莲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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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3年，寒冬，大雪纷飞。魏晋时期的名士，“竹林七贤”之一的大才子阮籍，在一场宿醉后，再未醒来。
阮籍生活在曹魏后期。魏明帝去世后，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以致政局险恶。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曹爽，自此，司马家族独擅朝政，开始对异己大肆诛除。阮籍虽然对司马氏心怀不满，却又深感一个人的力量如此微薄，于是，只能用宿醉和避世来明哲保身。
在阮籍尚且年轻之时，他便深深懂得，“闭嘴”是避免政治罗网的不二法宝。一次，他随叔父到东郡，与兖州刺史王昶相见。《晋书》说他“终日不开一言”，以致王昶认为他深不可测。
司马昭曾经想与阮籍联姻，想让自己的儿子司马炎娶阮家的女儿。可当司马昭准备向阮籍提出此事时，阮籍却大醉整整六十天，让司马昭根本无从提及，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
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曾经数次故意向阮籍讨教时政方面的事情，希望套出点悖逆之言，好治罪于他。每一次，阮籍都坚守自己信条，无论如何“打死也不说”，甚至狂饮大醉，终于逃脱了钟会的罗织构陷。
然而，身体的安全不等于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满足。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在看似放浪与不羁的生活中，在美酒宿醉和诗情画意之外的阮籍，其实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焦灼。无论他如何沉默，如何逃避，咄咄逼人的政治生态根本让他避无可避。
公元263年10月，魏元帝曹奂下诏拜司马昭为相国，封为晋王，加九锡。按照惯例，司马昭需要辞让一番，然后，由公卿大臣们“劝进”。而这份《劝进书》的执笔重任，就落到了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大名士阮籍的身上。阮籍虽然将自己灌了个酩酊大醉，但使者来催稿时，还是只好带醉拟稿塞责。
就在阮籍违心地写作《劝进书》后不到两个月，他便与世长辞。
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很多人因此更推崇嵇康，认为嵇康的品行更胜阮籍一筹。
就在阮籍去世的那一年，稍早些时候，嵇康因为得罪了钟会，被其罗织罪名陷害，在最后弹奏一曲《广陵散》后，从容赴死。
嵇康与阮籍齐名，同属“竹林七贤”，并且，两人是挚友。《晋书》说，与嵇康“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据说，阮籍有一个“特异功能”——会青白眼。如果是拘泥于礼教之人，他会白眼相待；而比他小十二岁的嵇康把酒携琴来访，阮籍总是非常高兴，对他青眼有加。
其实，我认为阮籍和嵇康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史书中所记录的嵇康，特别羡慕古代隐士，向往出世的生活，不愿入世为官。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便详细阐述了自己坚决拒绝做官的心意。在诗歌和音律中追寻自我、实现自我，是嵇康最大的慰藉。然而，“心之忧矣，永啸长吟”，嵇康的内心有着和阮籍一样的痛苦和焦灼。
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更是曹操麾下的谋臣。对于大权在握的司马家族而言，他们显然都属于“异己”。所以，阮籍和嵇康最大的不同也许只是，阮籍在落入政治陷阱之前，侥幸得以善终。
魏晋之时，王朝更迭，社会上层不断爆发权力斗争，门阀士族也无从逃避，很多文章冠世、文采风流的才子名士都逃不脱政治斗争的漩涡。
这里，我们可以罗列一个长长的名单：何晏、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郭璞、刘琨……如果，再把时间拉长一点，延续到南朝之时，我们的名单也会随之变长很多：谢灵运、范晔、裴頠、谢朓……这些人都是他们所处时代最出类拔萃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在政治斗争中被屠杀。
美学大师李泽厚从文艺的角度出发，认为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期。表面上看来，人们颓废、悲观、消极，但实际上，对生活和生命本身充满了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无论是阮籍的“嗜酒能啸”、“忽忘形骸”，还是嵇康的“远迈不群”、“不自藻饰”，其实都是对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热情而不懈的发现和追求。
政治空气越恶劣的时代，人们越多地走上明哲保身的道路。然而，敢于说话的人越少，政治空气便会越加恶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无法改变政治空气，便只有被政治挤压、吞噬，所有的人都不能幸免。不要以为不说话就不会痛。懂得“闭嘴”的阮籍和致力于“避世”的嵇康便是最好的证明。
魏晋之时，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可是，觉醒的人都被干掉了，而没有被干掉的，只能选择沉默、装睡。
那么，在以后的将近两千年中，中国人究竟是醒着呢，还是仍旧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