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221年，王贲击齐，虏王建。消息传到咸阳，秦王嬴政应该非常清楚自己完成了怎样的伟业！从秦缪公（前659年）算，历经438年；从秦孝公（前361年）算，历经140年；先人的遗愿终在他的手上得以完成。这年（前221年）嬴政只有三十九岁。
初并天下，春风得意，但嬴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除了名号、称谓等礼仪上的更始外，政治体制的选择成为嬴政的当务之急：封建还是郡县？丞相王绾首提恢复封建，理由为地远难治，本质上则是效率不高血缘补。当嬴政将此议题抛诸朝堂时，相信答案即已在他的脑中形成：秦国法家政治体制模式已被胜利的实践证明，为何不能成为秦帝国的选择？群臣附议王绾，只有廷尉李斯力排众议，赞同天下普施郡县制，理由为避免再蹈东周覆辙。嬴政听了以“廷尉议是”结束廷议。听起来有理，但这话从嬴政口中说出，总感觉有为自己洗白的意思：秦国从东周乱战中受益最大，杀人最多，破坏最甚，这时突然变成天下百姓代言人，告诉大家，其实我干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英雄》
这不是电影《英雄》的主题吗？原来是取材始皇帝嬴政。只可惜始皇帝骨子里只想保住赢氏的天下，封建也好，郡县也罢，天下百姓从来都不是他思考和选择的出发点。郁郁乎文载的周礼以宗族为核心，血缘关系成为权力维系的基础，但年湮代远，同姓也可为仇雠，东周乱象足为龟鉴。对比鲜明的是法家在秦国的巨大成功。强公室、杜私门，权力集中于君，秦王任命的官吏代替宗族治理地方，人格化的权力核心和非人格化的国家行政体系相结合，达到了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有利于迅速集中全国之力进行扩张战争。成功的治国体制和治国经验早已决定了始皇帝的选择倾向，更何况他在初并天下后要万物更始的雄心与豪迈，怎会重走西周封土建国的老路呢！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始皇帝从不缺乏改造天下的热情，而这些恰是郡县制帝国存在的前提和基础。里耶竹简的出土印证了秦帝国郡县制度的细密，这不仅引起后人的疑问：制度建设如此的秦帝国怎会瞬间土崩瓦解？
关键还在法家的立法精神过于严苛。战国时代崇尚诈力，列国为相互竞争而无所不用其极，其本质就是比拼效率。秦国能够获胜，在于其在频繁的战争中能有效动员举国上下高效运转，全力供给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而严刑峻法则是战争机器运转的有力保证。但这些究属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如俄国三年国内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政策，余粮收集制、贸易国有化、产品配给制、义务劳动制等举措，都是为了全力保障战争胜利，战争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便不可为继，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但始皇帝明显不觉得秦国法家的治国精神与法治体系需要有什么变更。他要在秦帝国辽阔的疆土上重现秦国的高效和强盛。但秦帝国国情之复杂远超秦国。秦人生长边陲，地近戎狄，民风淳朴粗砺，易于驯化，但山东诸国社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民可因强权政治和严刑峻法敛声屏气，但想要他们心服却太难了。此外，秦法不但对民严酷，对官吏之惩罚也相当严苛，连坐责任令官吏压力巨大。与此同时，秦法细密严苛却又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郡之守尉监，县之令丞 ，是职能分工而非权力制衡，每个官员在其权限内都享有绝对权力，他们就像孙大圣拔下毫毛生成的无数小孙悟空一样，自成体系。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秦帝国地方官吏为免责而对下级层层加压，同时各级官吏手中的权力又为他们施压提供了各种可能的手段；而法律条文越细密，干涉领域越多，也就越给了他们为所欲为的权力和根据。最终，所有压力通过各种途径都会传导至天下百姓身上。这在理论上出现的巨大压力在现实中也出现了，因为“轻民力”的始皇帝从一开始就没有消停过，活动越多，压力越大，而这都被天下百姓所承受。彼时，不满在山东诸国社会各阶层迅速积聚：六国战败的贵族不甘心失败，六国被统治的百姓不甘受欺。天下已经民怨沸腾，但在帝国法网和帝国军队的威慑下还深藏在内心，只等谁的一声呐喊，就将喷涌而出，推翻他们遭遇到的一切。
贾谊认为秦帝国迅速崩塌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说实话，这与仁义关系不大，但攻守之势变，则治国精神需要发生相应的改变，这倒是真的。假如秦始皇真能够哀民生之多艰，除必要的国防军事行动外，休养生息，别那么多活动，那么就凭山东几个不甘心的贵族，估计也难成什么大事。因为老百姓最想要的，就是平静的干活与生活。如果始皇帝能哀民生是仁义的话，那贾谊的话倒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