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宋“古文”创作与经学研究表里相济。选择不同的儒学典籍，秉持不同的治学理念，不仅会造就内涵各异的学术人格，还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到“古文”作品的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及审美取向等。与此同时，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的史学研究，既为“古文”创作增添了“陈古讽今”的凝重感，又使诸多史家在“为文之趣”上有所差异。尹洙、曾巩、“三苏”等“文章之士”与欧阳修一脉相承，他们长于褒贬，精乎辞章；司马光学力老成，以雄赡简质的“史家之文”影响着范祖禹等后学晚辈。北宋文人学博而才高，援经史以撰“古文”，不尚奇崛；其论事说理之作条分缕析，颇具气势；他们以醇雅之作彰显个性品格，抒写自我情怀，展示因人而异的才情和韵致；经史之学和北宋“古文”创作之间的关联互动，就此呈现着深层而复杂的学理逻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宋代士人学术研究与诗文创作的关联与互动”(项目编号：13YJA75106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兴武，甘肃会宁人，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北宋“古文”艺术的探索与实践，自始至终都与经史之学密切相关。尤其是仁宗天圣以后，凡以“古文”倡天下者，不为经学大家，即属史学名流，其渊厚博雅的学识修养，无疑为“古文”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钱惟演嘱谢绛等“当用意史学”①，欧阳修谓尹洙“平生潜心经史”②，均谓此也。而与此同时，经、史修为不尽相同的作家，对“古文”内涵的理解与把握也会有所差异。虽说名流硕学之间“以同而异”的见解分歧隐微难求，但文学史家倘能审慎考察北宋经学、史学与文学之间关联互动的深层思致，其研究所得必能超越前贤，体现出创变求是的意义和价值。
经学之于“古文”，渊源深厚。北宋学人倡导“古文”，既是复兴儒学的必然要求，更是抗衡佛老、救治“时弊”的重要手段。在经学与“古文”表里相济的演变中，每位学人在经书选择上多有偏善，治学方法亦各自有别，这必将导致学术人格及为文理念的差异。如柳开、石介、穆修、尹洙、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彼此之间“和而不同”的见解分歧亦在所难免。从这个角度讲，北宋“古文”气韵色泽的多元变化，盖与其作者治经为学的个性差异密切相关，两者之间血脉互通，相得益彰。
宋初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人在重新确立儒家“道统”和“文统”的同时，还竭力倡导“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③的“古文”，以便与“取科第，擅名声”的骈俪“时文”④相抗衡。后人虽谓其“古文”之作“体近艰涩”，⑤“终未脱草昧之气”，⑥但在文道久衰之后，其矫枉过正的效果仍不可否认。
不过，柳、穆与石介等人儒学探索的根柢和功力尚不及欧阳修和尹洙等，其所为“古文”往往“张大其说，欲以劫人之听”，议论说理存在“矫激”“粗而大”⑦的不足。以石介为例，他虽不惧“万亿千人之众反攻”⑧而力排佛老及杨亿，著《怪说》、《中国论》以捍卫儒道权威，但所为文章总有一种“自许太高，诋时太过”⑨的狂怪感；其《庆历圣德颂》指斥夏竦等人为“妖魃”“大奸”，引发朋党意气争斗，“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介有以先导其波”⑩。假使石介能像孙复、胡瑗那样深于儒学，以学养性，秉持“中庸”之德，类似的矫狂与偏执或可避免。
天圣以后“疑传”“疑经”之风渐盛，“以异于注疏为学，以奇其词句为文”(11)的释“义”之作饱含学术睿智，颇具论辩辞采，为“古文”创作积累了丰富经验。范仲淹“为学好明经术”(12)，其中所载《易义》虽仅存二十七卦，但务实解说，颇具新奇意味。如释《乾》卦云：“卦言六龙，而‘九三’不言龙而言君子，盖龙无乘刚之义，则以君子言之。随义而发，非必执六龙之象也。故曰《易》无体，而圣人之言岂凝滞于斯乎？”释《咸》卦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无穷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13)此虽解经文字，但剖析论辩的思维逻辑和语言结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范公奏议的气势与风格。再如欧阳修《诗本义》《易童子问》不循旧说，以意逆志，务求经之“本义”。其书有鉴于“先儒于经，不能无失”，故“正其失”。(14)如《诗本义》释《麟之趾》云：“孟子去《诗》世近而最善言《诗》，推其所说《诗》义，与今序意多同，故后儒异说为《诗》害者，常赖序文以为证。然至于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驺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为信，疑此二篇之序为讲师以己说汨之，不然，安得缪论之如此也!”同样的情形《易童子问》亦有之。朱鉴《文公易说》卷二○云：“欧阳公作《易童子问》，正王弼之失者才数十事耳。其极论《系辞》非圣人之书，然亦多使学者择取其是而舍其非可也，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取舍而尽信之则不可也。”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上则称：“欧公语《易》，以为《文言》《大系》皆非孔子所作，乃当时《易》师为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尝与辩，但对欧公终身不言《易》。”实际上，韩琦之疑欧公，亦如欧公之疑王弼，其学术逻辑颇为近似。
欧阳修等人的学术“发明”颇多现实观照意味，这一点在“古文”作品中亦有所体现。如欧公《廖氏文集序》谓《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之”。(15)其《与张秀才第二书》云：“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16)毫无疑问，类似的情形乃是经学研究与“古文”创作密切互动之铁案。
范、欧之后，“宋学”渐盛，曾巩、“三苏”及王安石等人创拓前行，将经学探索与“古文”创作的深层互动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曾巩“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得，足以发《六经》之蕴”，而其文章亦“上下驰骋，愈出而愈新”。(17)与此同时，苏老泉雄迈恣肆之文“上之究极天人，次之修明经术，而其于国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于翰墨间”，直可“抗衡韩、欧”。(18)苏轼、苏辙、王安石等人更能将“创通经义”与“古文”革新相结合，丰功伟绩人所共知。
“古文”创作得益于经学研究的具体表现约有两点。首先，作家“古文”风格的形成，深受其所治经书的引导和制约，《朱子语类》卷一六所谓“刘原父却会效古人为文，其集中有数篇论全似《礼记》”，即此例也。以“六经”为主的儒学典籍，在叙事说理方面各具特色，其如韩愈《进学解》所云：“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19)治经者偏好某种典籍，便会在潜移默化中效法模仿。如孙复、尹洙皆长于《春秋》，二人文风亦颇显“谨严”。范仲淹谓“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20)。四库馆臣既称尹洙《五代春秋》“笔削颇为不苟，多得谨严之遗意，知其《春秋》之学深矣”(21)，复谓孙复文章“根柢经术，谨严峭洁，卓然为儒者之言”。(22)假使没有“《春秋》谨严”的原发性制约，像孙复、尹洙这样不约而同的“书法”自觉，恐怕很难形成。
其次，从行文逻辑、语言特点及修辞手法等艺术层面看，发明经义的学术讨论对“古文”作者影响至深。在多数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23)的时代，从前人的传笺文字入手钻研“六经”大义，乃是多数学者的必由之路；而在此过程中，传笺文字也将在潜移默化中产生示范作用。随着“汉唐训释之学”的逐步淡化，新的经学研究方式对“古文”创作的影响更为显著。时贤“讨论文、武、周公、孔子之遗文旧制，兼明乎当世之务”，是为“学术”；而将讨论所得“悉著于篇”，则为“古文”。(24)许多“知古明道”的释“义”文字实际已具“古文”面目；如胡瑗《周易口义》《洪范口义》“于经文各句下，皆先后贯彻，条理整齐，非杂记语录之比”(25)；其文逻辑严密，语言流畅简洁，非常适合初学者效法模仿。而李觏《礼论》七篇、《易论》十三篇、《删定易图序论》等系列学术文章，“文格次于欧、曾，其论治体悉可见于实用，故朱子谓觏文实有得于经”(26)。要之，其对后学晚辈钻研经术及创作“古文”均有示范和引导价值。胡瑗、李觏尚且如此，他如欧、曾、苏、王等“古文”大家所发挥的典范作用更可想而知。
北宋经学与“古文”创作相得益彰的互动历程复杂而漫长。学术探索永无止境，其对“古文”创作的制约和影响也持续存在。虽然人们已经习惯了以“运动”思维去观照北宋“古文”传承变革的全过程，但经学研究与“古文”创作同步发展的内在轨迹，绝未呈现任何“运动”形态；不管是“义理”精神的启迪，还是语言逻辑的熏陶，都是如此。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五云：“唐以前作史者专精于史，以文为史之余波；唐以后能文者泛滥于文，以史为文之一体。”其说是也。北宋史家如欧阳修、尹洙、司马光等不仅著述丰富，且在创新著史体例、拓展史学内涵等方面卓有建树。他们“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27)，究心于时政得失世情冷暖，更为“古文”创作平添了许多“陈古讽今”的凝重感。不过，同样是兼善史学与“古文”者，其治史理念及“为文之趣”又不尽相同，差异所在，正好为探求当日文史互动的复杂情态提供了具体例证。
欧阳修和司马光分别代表着有宋史学探索发展的两种倾向。前者秉承“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28)的原则，主持完成《新唐书》，并撰就《新五代史》，“史称其可以继班固、刘向”(29)。后者召集刘攽、范祖禹等撰写《资治通鉴》，其书“详而不繁，简而不遗”，被誉为“史学之指南”。(30)两家之高下得失或可互见，但继往开来的史学成就却有目共睹。
宋人有关欧阳、司马两家的比较和争论，主要集中在叙事方式以及把握史实的准确性方面。晁说之尝以“博”、“约”二字概括两家史学的特点，谓“博之以太史公、欧阳公《史记》，而约之以《资治通鉴》，庶几乎读书而为儒生矣”。(31)此说不无道理。如果说《新唐书》存在“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抵牾蹖驳，本自不少”(32)的不足，那么《新五代史》“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33)的问题则更加严重；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两书以纠欧《史》之失，虽事涉嫌隙，作风轻率，但毕竟不是无理取闹。相比之下，《资治通鉴》之辞采虽不及欧《史》，但“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34)，在史事采集与考订方面更为翔博。李焘曰：“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当时祖禹所修《长编》盖六百余卷，光细删之，止八十卷，今《资治通鉴·唐纪》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35)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宁繁勿略的审慎态度，确保此书最终呈现出详而不繁、简而不遗的完美境界；而其有关五代史的撰述，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更体现着一种不欲苟同的修史态度。《资治通鉴》被宋代史家奉为圭臬，李焘、朱熹、刘时举、李心传等皆法其体例，所撰史籍均考述翔博、繁简得宜。
北宋文史大家如尹洙、曾巩及“三苏”等皆长于褒贬，精乎辞章，其史学理念与欧阳修一脉相承。欧公与尹洙“因乱世而立治法”的修史宗旨完全相同，两人相约分撰五代史纪、传，即为明证。(36)曾巩撰《唐论》《公族议》《洪范传》及《说苑目录序》等，师法欧公的理路非常清晰；而欧集中亦有《与曾巩论氏族书》等讨论氏族世次及“始封得姓”(37)的真伪，彼此之间可为映照。眉州苏氏父子“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张方平尝论苏洵曰：“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38)苏辙承其父兄之学，有鉴于王安石“以宰相解经，行之于世，至《春秋》漫不能通”的问题，“自熙宁谪居高安，览诸家之说而裁之”，著《春秋集解》十二卷(39)；复因《史记》之旧，“上观《诗》《书》，下考《春秋》及秦、汉杂录，记伏羲、神农讫秦始皇帝”(40)，撰成《古史》；思路做法与欧公差似。苏轼虽无史学著作，但从他诃责吴缜的话语中(41)也能体会到对欧公史学的理解和尊重。
司马光史学的传人首推范祖禹及刘攽。范祖禹既能传承“博识洽闻，留心经术”(42)的家学传统，又承担《资治通鉴·唐纪》的撰写任务。其所著《唐鉴》宏博纯粹，与《通鉴》相仿佛，自谓“窃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验今，以前示后”，“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缉成一书”(43)，撰述主旨非常清晰。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云：“诸贵珰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曰：“德寿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是知祖禹能得“唐鉴公”(44)美誉绝非偶然。刘攽与兄敞预修《资治通鉴》，负责《史记》及前、后《汉书》所涉之时段，博学强记，远超时流。张耒称其“强学博敏，超绝一世”，(45)评价之高，实所罕见。刘攽有《五代春秋》《内传国语》及《东汉刊误》等史学著作，(46)惜未能传世。
北宋史学成就斐然，实难概述，但欧阳与司马两家泾渭分明，文风迥异，却是不争的事实。首先，欧史长于文章议论而疏于史实考证，司马公不贵文辞，于史实则“抉擿幽隐，校计毫厘”。(47)这种差异体现在“古文”创作中，以墓铭文章最为显著。
钱大昕尝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纪近事则有征，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48)其实类似的情形在欧公所撰《谱序》《墓志》中时时有之。如《欧阳氏谱图序》谓“欧阳氏之先，本出于夏禹之苗裔。……允常之子曰句践，是为越王”(49)，此即颜师古所谓“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50)者。《曾公神道碑铭》称“鄫远出于禹，历商、周千有余岁，常微不显，及为曾氏，而蒧、参、元、西始有闻于后世，而其后又晦，复千有余岁而至于公”(51)，凡此亦不免“溯远胄则多舛”之嫌。相比之下，司马光对撰写墓志则要审慎得多，他认为“彼孝子孝孙欲论譔其祖考之美，垂之无穷”(52)，实有悖传记写作的信史原则。读《传家集》所存墓志，多严谨平实。如《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志铭》追述吕诲家史，仅及曾祖琦、祖端、伯祖余庆及父荀等数人而已(53)。《大理寺丞庞之道墓志铭》述庞氏生平则如话家常，醇厚而质朴。墓铭文字既属私史，亦为“古文”；欧阳、司马两家以史为文，各呈风采，此亦文、史互通之显证。
其次，欧阳公追仿《史记》，其议论褒贬往往跌宕激射，“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54)，充分体现着“文章之士”的行文特点。司马光学力老成，其“史家之文”(55)雄赡简质。两家传人复各展风采，遂使北宋史学对“古文”创作的影响不断深化。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八尝云：“大抵欧公文从修《五代史》处极有得力。”其实撰史与作文常不可截然而分，欧阳修如此，司马光、尹洙、范祖禹等概莫能外。司马光自谓幼“好史学，多编辑旧事，此其所长也”；至于属文，则“颇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窥前修之藩篱”。(56)虽谦虚之辞，亦率直可信。读其章奏如《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状》《论举选状》及《乞延访群臣上殿札子》等，文风淳雅古质，与《资治通鉴》之“臣光曰”文字如出一辙。苏轼撰《司马温公行状》，称其“文辞醇深，有西汉风”(57)；王安石谓其门士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58)；均为的评。同样的情形，在尹洙身上亦有体现。明人崔铣常谓“尹师鲁之文，所尚节义，所长论兵”，“词简而切旨，不袭故言，不躐其所不能”。(59)倘以《五代春秋》与《河南集》所载文章比照对读，则可知崔氏所论切实可信。至于说范祖禹“集中章奏尤多，类皆湛深经术，练达事务，深有裨于献纳”，“当时以贾谊、陆贽比之”，(60)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鉴》。朱熹曾说“《唐鉴》文章，议论最好”，“范淳夫文字纯粹，下一个字便是合当下一个字”。(61)凡此种种，乃是文史互动的必然结果。
北宋史学影响于“古文”创作的内在思致还有很多，其杳渺幽微之迹值得深究。如果说其时“古文”动辄“《书》曰”“《诗》云”是经学风气使然，那么碑铭、章奏、书启等文章中类似史家语言的情形则更为普遍。笔者所述既不能遍及诸多史家，又难以囊括所有文体；前者如“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62)后者如记、序之文“曲记其世系之详”。(63)其未及检讨之处，或许正隐含着寻幽探胜的魅力与价值。
经史之学的空前繁荣究竟为“古文”创作带来了何种变化，二者之间的关联互动到底呈现出哪些深层规律，这是文学史家难以回避的重要命题。
北宋文人学博而才高，他们援经史以撰“古文”，不尚奇崛，所为皆自然婉转，醇质畅达；而其创变过程则自效法“韩柳”开始。直到欧阳修等人将经、史撰述经验成功运用于“古文”创作，以艰深之词为浅易之说的固有传统才被打破，而“古文”作品亦呈现出渊厚闳肆、温润缜练的新气象。苏洵曾比较欧、韩两家文风，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64)虽说欧公“尊韩”的思想始终未变，但他以经史研究的过人功力从事“古文”创作，引经据典，文思泉涌，笔法自然从容疏畅。假使没有治经撰史过程的锻炼和积累，欧公“古文”能否超越韩愈，创造出“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65)的平易风貌，恐难以确定。
朱熹尝曰：“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66)其实，唐、宋“古文”最显著的区别即在于此。不过，文字“寻常”只是表象，北宋“古文”的高情雅韵主要体现在从容论事和透彻说理上。曾巩“文章纡余委曲，说尽事情”(67)，其自然从容之象直可与欧阳永叔相比肩。张方平“论事诸文，无不豪爽畅达，洞如龟鉴”(68)，苏轼称其章疏“皆本于礼义，合于人情，是非有考于前，而成败有验于后”(69)。刘挚“少好《礼》学，讲究《三礼》，视诸经尤粹。晚好《春秋》，考诸儒异同，辨其得失，通圣人经意为多”，其“文章雅健清劲，如其为人；辞达而止，不为长语”。(70)吕陶“所上奏议，类皆畅达剀切，洞悉事机，蒋堂以贾谊比之”(71)。凡此种种，均体现着有别于“韩柳”文章的神采韵致。大抵以平淡浑厚为美，反对雕琢求奇，已经成为北宋“古文”作者的普遍追求。就连被朱熹目为“一向求巧，反累正气”(72)的黄庭坚，在训导外甥洪驹父时也说：“读书贯穿，自当造平淡”，“古文要气质浑厚，勿太雕琢。”(73)是知在经史之学的影响下，“古文”创作渐趋平淡乃是必然。
博引经史资料以论事说理，层层铺叙，条分缕析，颇具气势，是北宋“古文”深受经史之学浸染、性理逻辑更加严密的又一表现。相对于序、记等叙述文字，史论及政论文章尤其如此。
唐人多重诗赋而慢于经史，故其学识根柢常显不足。如朱熹尝云：“韩文公诗文冠当时，后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书，用‘菁菁者莪’，诗注一齐都写在里面。若是他自作文，岂肯如此作？最是说‘载沉载浮’，‘沉浮皆载也’，可笑!‘载’是助语，分明彼如此说了，他又如此用。”(74)至北宋诸公，情形遂为之大变。他们博览经史，深得其要；论辩文章多引经据典，以丰富其说。欧阳修《本论》《原弊》及《朋党论》，尹洙《叙燕》《议攻守》，曾巩《唐论》，苏洵《权书》《衡论》诸篇，苏轼《上皇帝书》《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苏辙《新论》三篇，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上时政疏》等名篇力作，皆能广征经、史，纵论时政得失，陈述论辩之间，始终呈现着一种雍容博雅的气度。
即以论朋党为例，欧阳公《朋党论》顺序列举尧、舜、商纣、周武王、后汉桓、灵及唐昭宗各代皆有朋党的史实，来说明“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75)的观点，事有正反，颇为雄辩。司马光撰《朋党论》，则专为驳正黄通“坏唐者非巢、温与阉竖，乃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之弊”之说，以为“坏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闵、德裕不足专罪也”(76)。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则进一步提出，“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然君子、小人之党皆“可戒而不可除”。(77)从欧阳修严辨君子、小人，到司马光论朋党之祸缘于“君之不明”，再到苏轼“善治”朋党之说，其观点虽有递变，但广征博引以成其说的论述方式始终相同。
彰显无所羁绊的个性品格，展示生动独特的自我情怀，让“古文”创作焕发出因人而异的才情和韵致，这是经史之学的个性化发展有效作用于“古文”创作的又一结果。
北宋文章能够取得“踰唐汉而蹑三代”(78)的辉煌成就，首先得益于经史之学的浸染；而独立自觉的学术个性终将延伸至“古文”创作。欧阳修、“三苏”、司马光、曾巩及王安石等人所作记、传、序、论，即以不同方式体现着学术与文章情理相通的个性特点。朱弁曾说曾巩与王安石为文皆本于经术，故“议论时有合处”，但他们对“学以用世”的理解各不相同，故施于文章，便形成了“语脉绝不相类”的个性差异(79)。其实，类似的情形早已有之，如范仲淹“崇古”“尊经”，欧阳修和尹洙“疑传”“疑经”；范仲淹以律赋名家，欧阳修则不好“四六”，专事“古文”。陈师道《后山诗话》载，尹师鲁读《岳阳楼记》，不以为然，曰：“传奇体尔。”范、欧及尹洙既已如此，其效法者亦莫能外。
不过，面对“古文”作家超逸不群的个性之美，并不是所有的评论者都能公允对待。罗大经盛赞欧阳修“为一代文章冠冕”，却谓司马光《资治通鉴》“枉费一生精力”(80)，持论偏颇显而易见。另如《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云：“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评王安石曰：“他却似南丰文，但比南丰文亦巧。”(81)所谓“平正”和“巧”，既是指阐发“性理”的方法和效果，也是指“文字”表达的不同风格。欧公、东坡、南丰与荆公所以在经学研究与“古文”创作中各领风骚，其个性品格至关重要。倘以“平正”为优，以“巧”为劣，则未必公允。
概而言之，北宋“古文”始效“韩柳”，原本只是邯郸学步，“师古”而已。天圣以后，通经博古之士接踵而起，经史之学日渐繁盛，“古文”创作在学术浸染下变革创新，渐入佳境。其时作家人格内涵及文章风格的演变往往受到研究对象及学术理念的影响和制约，其语言逻辑、修辞手法、审美取向等均会从解经著史过程自然延伸至“古文”创作。北宋以“古文”著称者多为经史大家，他们舍“奇”“难”而就平易，使“古文”作品呈现出简明醇雅的新境界。众多学人将学术探索的独特个性贯穿到“古文”创作之中，彰显出无所羁绊的多彩情怀，展示着唯我独能的才情韵致；北宋“古文”与经史之学关联互动的学理逻辑当如是观。
注释：
①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页。
②东英寿：《新见九十六篇欧阳修散佚书简辑存稿》，《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1期。
③柳开：《应责》，《全宋文》第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
④《欧阳修全集》卷七三《记旧本韩文后》，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56页。
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河东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05页下。
⑥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七《徂徕集》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8页。
⑦《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90页。
⑧《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怪说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3页。
⑨《欧阳修全集》卷六六《与石推官第一书》，第992页。
⑩《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徂徕集》提要，第1312页。
(11)李觏：《寄周礼致太平论上诸公启》，《全宋文》第41册，第332页。
(12)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8页。
(13)《范仲淹全集》卷八，第120页。
(14)《欧阳修全集》“附录”《先公事迹》，第2627页。
(15)《欧阳修全集》卷四三《廖氏文集序》，第615页。
(16)《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与张秀才第二书》，第978页。
(17)曾肇：《曾舍人巩行状》，《全宋文》第110册，第92页。
(18)邵仁泓：《嘉祐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846页下。
(19)《全唐文》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1页上。
(20)《范仲淹全集》卷八，第158页。
(2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五代春秋》提要，第432页中。
(2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孙明复小集》提要，第1312页上。
(23)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引陆游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5页。
(24)祖无择：《李泰伯退居类稿序》，《全宋文》第43册，第312页。
(2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洪范〉口义》提要，第90页上。
(26)《四库全书总目》书卷一五三《旴江集》提要，第1316页上。
(27)《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七《历代论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58页。
(28)《新唐书》卷末《进唐书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472页。
(29)《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二《五代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30)《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二九《时政》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4册，第428页上。
(31)《答李大同先辈书》，《全宋文》，第130册，第50页。
(32)《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新唐书纠谬》提要，第411页上。
(33)《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旧五代史》提要，第411页中。
(34)《四库全书总日》卷四七《资治通鉴》提要，第420页下。
(35)《长编》卷首《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第3页。
(36)《欧阳修全集》卷六九《与尹师鲁第二书》，第1000页。
(37)《欧阳修全集》卷四七《与曾巩论氏族书》，第665页。
(38)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全宋文》第38册，第300页。
(39)《春秋集解引》，《春秋集觧》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册，第3页上。
(40)《古史叙》，《古史》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1册，第207页下。
(41)详《齐东野语》卷一九《著述之难》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2页。
(42)《苏魏公文集》卷二二《赐尚书吏部侍郎范百禄进撰成〈诗传补注〉二十卷奖谕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3页。
(44)《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第10800页。
(45)《张耒集》卷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68页。
(46)王称：《东都事略》卷七六《刘攽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第490页上。
(47)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卷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7页。
(48)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49)《欧阳修全集》卷七四《欧阳氏谱图序》，第1066页。
(50)《汉书》卷七五《眭弘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3页。
(51)《欧阳修全集》卷二○，第330页。
(5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二《答孙察长官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5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七。
(54)邓肃：《跋蔡君谟书》；《全宋文》第183册，第157页。
(55)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0页。
(5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九《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诰启》。
(57)《苏轼文集》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5页。
(58)《邵氏闻见录》卷一○，第108页。
(59)《洹词》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7册，第585页上。
(6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范太史集》提要，第1321页下。
(61)《朱子语类》卷一三○，第3105页；同书卷一三九，第3313页。
(62)《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3307页。
(63)郑瑗：《井观琐言》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第238页下。
(64)苏洵：《嘉祐集》，卷一一《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65)《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第10381页。
(66)《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3309页。
(67)王构：《修辞鉴衡》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2册，第281页上。
(6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乐全集》提要，第1324页中。
(69)《苏轼文集》卷一○《乐全先生文集叙》，第314页。
(70)刘安世：《忠肃集序》，《全宋文》第118册，第179页。
(7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净德集》提要，第1319页中。
(72)《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3315页。
(73)黄庭坚：《与洪驹父》之二，《全宋文》，第104册，第334-335页。
(74)《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3304页。
(75)《欧阳修全集》卷一七，第297页。
(7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一。
(77)《苏轼文集》卷四，第128、129页。
(78)韩琦：《尹公墓表》，《全宋文》第40册，第80页。
(79)《曲洧旧闻》卷三《王介甫文不为人深许》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3页。
(80)《鹤林玉露》卷一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5、12页。
(81)《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第3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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