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名列御寇，乃是先秦诸子之一。唐天宝元年，玄宗皇帝下令，在朝中设玄学博士，同时规定考取该博士者，需要研读四部道家著作，分别为：《庄子》《文子》《列子》与《庚桑子》，同时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而与四位真人有关的四部著作则相应称之为《南华真经》《通玄真经》《冲虚真经》及《洞虚真经》。到了北宋景德四年，宋真宗又加封列子“至德”二字，于是《冲虚真经》又被称为《冲虚至德真经》，列子其人则进一步被道教所神化，至宋徽宗宣和元年，又演变成为至虚观妙真君，正式成为道家神仙。
列子撰《冲虚至德真经》八卷，明嘉靖十二年顾春世德刻六子全书本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唐玄宗下旨置玄学博士后不久，就有人怀疑《列子》这部书的真伪。最初提出这种怀疑者，乃是柳宗元，他在《辨列子》一文中称：“刘向古称博及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缪公时人。缪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记》郑..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围郑，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缪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缪公时遂误为郑耶？不然，何乖错至如是？”
列子撰《冲虚至德真经》八卷，明嘉靖间翻刻嘉靖十二年顾春世德堂刻六子全书本
柳宗元的怀疑是基于汉刘向、刘歆父子对《列子》一书的整理。刘向整理《列子》之后，写了篇《列子序录》，但这个序录中提到列子是郑缪公时的人，而此人的年代显然与文中所提到的人物相去甚远，所以柳宗元怀疑《列子》一书中有了后人的篡改和补充。
到了清代的姚际恒，他在《古今伪书考》中重述了柳宗元的观点，指出了郑缪公的问题，然马达在《刘向〈列子叙录〉非伪作》一文中，对这种观点予以了辨析：“刘向《列子叙录》的原文本是‘列子者，郑人也，与郑..公同时’。在传写中，因字形相似‘..’字误为‘缪’字。唐初成玄英《庄子疏》在《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后的疏文中说：‘姓列，名御寇，郑人也，与郑..公同时。’成玄英这一疏文的根据，只能是刘向的《列子叙录》，足见成玄英所见之刘向《列子叙录》作‘郑..公’，还没有传写致误。姚际恒竟因一字之误，而疑《序》之全体，颇不合理。”
列子撰《列子》八卷《考证》一卷，清嘉庆八年，书牌
马达先生认为将“..”误为“缪”只是个传抄的错误，唐初成玄英在《庄子疏》中的疏文内，却没有这种错误，由此说明，后世看到刘向《叙录》中提到的“郑缪公”不过就是传抄的过程中错了一个字，而姚际恒等人以此来彻底怀疑刘向《叙录》为伪作，马达认为，以一字之讹而怀疑该序的全体，这种态度“颇不合理”。
以上的怀疑乃是针对刘向给《列子》一书所写的叙录，而对于内容的怀疑，最早则是宋代的高似孙，他在《子略》中说：“然观太史公史殊不传列子，如庄周所载许由、务光之事。汉去古未远也，许由、务光往往可稽，迁独疑之；所谓御寇之说，独见于寓言耳，迁于此讵得不致疑耶？”高似孙的怀疑是从历史记录下手，他说司马迁没有在《史记》中给列子立传，而姚际恒也在《古今伪书考》中引用了高似孙的这段话，以此来表明他也对此深表怀疑。
同时，高似孙在《子略》中又称：“周之末篇叙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骈、并尹之徒以及于周，而御寇独不在其列。岂御寇者，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欤？”高在此提到了墨子等名人，他说庄周提到了那么多的历史人物，为什么单单没有提到列子，于是他怀疑这位列子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
列子撰《列子》八卷《考证》一卷，清嘉庆八年，卷首
由此人们从怀疑《列子》一书，而转为怀疑历史上有没有列御寇其人，高似孙的怀疑起因就是司马迁和庄周未曾提到过列御寇。其实，不知道高似孙是有意回避还是什么原因，因为庄周曾两次提到过列子，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有句著名的话：“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这段话把列子形容成了一位驾风而行的神仙。而同样是庄子，他又在《让王篇》中说道：“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这段话又把列子形容成为了一位日子过得颇为困窘的凡人，说他饿得脸都变成了绿色。且不管庄子口中的列子究竟是神仙还是俗人，但有一点却十分的明确，庄子确确实实谈到过列子，而高似孙并不能因为其中的一篇文章没有提到，就可以怀疑庄子之前没有列子其人。
对《列子》一书还有一种怀疑角度，那就是从内容下手。最早从内容方面提出疑问者，仍然是高似孙，他在《子略》中说：“至于‘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于佛，而世犹疑之。‘天毒之国纪于《山海》，竺乾之师闻于柱史’，此杨文公之文也。佛之为教已见于是，何待于此者乎！”
《列子》一书中提到了西方圣人。一般而言，西方圣人指的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而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则大多认定为汉明帝永平七年，虽然也有的人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比此要早，会提早到秦始皇时期。
但即便如此，这也够不上列子所处的战国时期，于是除了高似孙之外，还有很多人以此来怀疑《列子》为伪书，比如宋黄震在《黄氏日钞》中说：“今考辞旨所及，疑于佛氏者凡二章。其一谓周穆王时西域有化人来，殆于指佛。……其一谓商太宰问圣人于孔子，孔子历举三皇五帝非圣，而以圣者归之西方之人，殆于指佛。……使此言不出于列子，则晋人好佛，因《列子》多诞，始寄影其间，冀为佛氏张本尔。”
列子撰《列子》清嘉庆陈氏刻本
黄震认为，《列子》一书中有两处所指应该是佛，一是“周穆王时西域有化人来”，他认为这个“化人”指的是佛；其二则是提到了“以圣者归之西方之人”，指的也是佛。黄震由此推论起来，列子时代佛教没有传入中国，所以他不可能有这样的叙述，接下来黄震进一步地做出推论，他认为晋朝的人好佛，所以他们把一些观念掺杂进《列子》一书中，以此为晋人的好佛找历史依据。黄震倒并没有怀疑《列子》全书为伪，看来他认为只是晋朝人有意的掺杂进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观念而已。
而后到了清代，姚际恒也赞同这种观点：“佛氏无论战国未有，即刘向时又宁有耶？则向之序亦安知不为其人所托而传乎？”姚际恒认为，既然战国时代佛教没有传入，而刘向的《叙录》中却提到了这件事，于是他就进一步怀疑刘向的《叙录》也是后人伪造。对于这种说法，马达完全不赞同，他在《刘向〈列子叙录〉非伪作》中称：“‘西方’是周代习惯用语，周兴自西方，所以东方诸国称周为‘西方’。《列子·仲尼》‘不治而不乱’等语也与主张‘寂灭’的佛说没有共同之处。曾任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的政治主张，与‘不治而不乱’等语是一致的。《列子》所言‘西方圣人’，非老子莫属。姚际恒却由此推论刘向《列子叙录》是伪造《列子》者所依托，纯系臆测。”
既然认定《列子》为伪书，那么该书产生于何时呢？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八中说：“《列子》晋时始行，恐即晋人依托。”他的这个怀疑应当是本自黄震，其实这种怀疑的起因，乃是《列子》一书的整理者为晋人张湛，张湛在《列子注》序言中称：“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傅氏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竞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颖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并有所载，而寇虏弥盛，前途尚远。张谓傅曰：今将不能尽全所载，且共料简世所希有者，各各保录，令无遗弃。颖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
张湛称，他从王宏、王弼家得到了《列子》仅余的三篇，而后又从刘正舆和王弼女婿赵季子家得到了《列子》的一些残篇，之后一番梳理，成为了后世我们看到的《列子》八篇。而正是因为张湛参与了整理过程，于是后世开始怀疑张湛就是已经失传的《列子》一书的伪造者。
比如，清姚鼐在《跋列子》一文中说：“《列子》出于张湛，安知非湛有矫入者乎？”姚鼐只是怀疑《列子》一书中掺杂进了一些张湛个人的观点，而梁启超则认为该书全伪，他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说：“譬如《列子》乃东晋时张湛——即《列子注》的作者——采集道家之言凑合而成，真《列子》有八篇，《汉书·艺文志》尚存其目，后佚。张湛依八篇之目假造成书，并载刘向一序。”
梁启超明确地认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列子》八篇，只是后来失传了，于是张湛就根据八篇之目，伪造了该书。而吕思勉也有着同样类似的认定：“此书前列张湛序，述得书源流，殊不可信。而云‘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同归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庄子》《慎到》《韩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指归》，多称其言’，则不啻自写供招。湛盖亦以佛与老庄之道为可通，乃伪造此书，以通两者之邮也。篇首刘向语，更不可信。”（《列子解题》）
然而，严北溟、严捷在《列子译注》的前言中不同意这种认定：“我们不能同意张湛作伪说，尽管《列子》有今日之貌，全赖他的保存整理，但这与伪造毕竟是两码事。另有近人马叙伦以张湛之祖得书于王氏，怀疑是王弼之徒所伪造，也只能算是臆测。”那么两位严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他们在前言中接着说道：“我们倒倾向于他在《列子伪书考》中说的：‘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离》《新语》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序》以见重。’但此说尚须纠正的是，从《列子》文气简劲宏妙，内容首尾呼应自成一体的特点看，似乎不可能在这样一个长时期内经过多人多次的增篡而成，而只能出于一家之手笔。”
那么，应当怎样客观地看待以上的这些不同观念呢？叶蓓卿在其译注的《列子》一书前言中说：“今本《列子》保存了包括古本《列子》佚文在内的若干先秦文献资料，此外也有一部分内容为后世所附益而成，应当是由魏晋人在《列子》佚文的基础上多方杂取编订成书。观今本《列子》，其文法宏妙、首尾呼应又自成一体，篇章之间逻辑线索排布较为清晰，基本应成于一人之手，但亦有少部分属于后人补撰。”
我觉得这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态度，虽然说《列子》一书已经掺杂进了一些魏晋人的观点，但并不能将该书彻底抛弃，因为该书中毕竟还有一些战国时代列御寇的观念，即便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列子》一书也至少是魏晋人的一部重要著作，所以彻底将其抛入历史的垃圾堆，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态度，更何况该书中记录了很多他书所没有的寓言，故而从文学性上来说，这也是一部难得的作品。
关于《列子》的文学价值，早在南北朝时代的刘勰就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他在《文心雕龙·诸子》中称：“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显然这句评语是从文采角度来夸赞《列子》。到了唐代，虽然柳宗元对《列子》有所疑，但他依然认为：“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伪作，好文者可废耶？”柳认为哪怕《列子》有部分的伪作，但其文采之美，不亚于《庄子》，仅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也不可以彻底扬弃。
相比较而言，宋洪迈把《列子》的文采看得更高，他在《容斋续笔》中说：“《列子》书事简劲宏妙，多出《庄子》之右。”至少洪迈认为，就文采而言，《列子》不仅跟《庄子》同伟，而是远在《庄子》之上。到了清末，陈三立的观点跟洪迈相仿佛，他在《读列子》一文中说：“吾读列子，恣睢诞肆过庄周；然其词隽，其于义也狭，非庄子伦比。”
对《列子》的文采进行整体评价者，当以钱锺书所言最为翔实：“列之文词逊庄之奇肆飘忽，名理逊庄之精微深密，而寓言之工于叙事，娓娓井井，有伦有序，自具一日之长。即或意出挦撦，每复语工熔铸。……能赝作《列子》者，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管锥篇》第二册）而叶蓓卿在其《列子》评注的前言中说：“《列子》寓言不但继承了先秦寓言善于说理的长处，在叙事上更胜一筹，诸多篇目有小说化的倾向，置之魏晋志人志怪小说中亦是淄渑难辨。”
就名气而论，《列子》一书中的寓言故事以《愚公移山》最具名气。这篇文章因为特殊的原因，多年来被选入了中小学课本，且该文一直处于要求学生背诵之列，故使此故事可谓深入人心。愚公带着家人挖山不止，以至河曲智叟嘲笑不止：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愚公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竟然让神仙也感到害怕，于是将此事报告给了上帝：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在“文革”后期，兴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在“批孔”时常引用《列子》中《小儿辩日》这则故事：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列子撰《冲虚至德真经》八卷，清嘉庆九年姑苏聚文堂刻本，书牌
孔子东游之时，在途中遇到了两个小孩在那里争辩，孔子问他们争辩的是什么问题，其中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距离人最近，到了中午就远了，而另一个小孩认为正相反。前一个小孩称因为太阳刚升起的时候，看上去像车盖那么大，到了中午却只有盘子那么大了，近大远小，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另一个小孩则称，太阳刚出来的时候人们感觉不到热度，到了中午太阳晒得人像在热汤里一样，而近热远凉，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孔子听闻后，觉得两小孩说的都有些道理，他无法给出评判，于是两个小孩嘲笑他说，谁说你是个知识丰富的人呢？而在“文革”中，正是从这一点来批判孔子：“既然是圣人，应当无所不知，怎么连这么简单的常识都不知道？”其实这一点可以反过来讲，孔子不是曾经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不正说明了孔子不欺幼童，两千五百年前就要求孔子懂得今天的天文知识，是不是太苛责古人了。如果放在今日，大人对小孩的提问不知道时，大多是随口一糊弄，而孔子却老老实实地说自己不知道，这样的诚实，不正是后世的表率吗？
列子撰《冲虚至德真经》八卷，清嘉庆九年姑苏聚文堂刻本，卷首
孔子有他的诚实，这也可以被视作他为人的坦诚，那么这种坦诚中仍然饱含着他的自信，比如《列子·仲尼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夏问孔子曰：“颜回之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贤于丘也。”曰：“子贡之为人奚若？”子曰：“赐之辩贤于丘也。”曰：“子路之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贤于丘也。”曰：“子张之为人奚若？”子曰：“师之庄贤于丘也。”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者何为事夫子？”曰：“居！吾语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赐能辩而不能讷，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许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贰也。”
这段话也极有名气，子夏问老师，颜回的为人怎么样，孔子说，他的仁爱胜过了我；子夏又问子贡如何，孔子说，子贡的口才胜过了我；子夏又问子路，孔子说，子路的勇敢胜过了我；然而子夏又问子张，老师说，子张的端庄谨严胜过了我。
显然，孔子的回答让子夏有些失望，他站起来跟老师说，既然他们四个都比你强，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拜你为师呢？孔子闻听后立即严肃地让子夏坐下，然后告诉子夏，上面提到的四位弟子分别有优点，但也分别有缺点，即便如此，把这四个人的优点加在一起，交换孔子的长处，那孔子也不会答应。为什么呢？因为孔子说，我具备他们四个人都不具备的特长，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才来拜我为师。
除此之外，《列子》中还有着不少著名的寓言故事，比如《夸父逐日》，比如《杞人忧天》等等，这些也同样脍炙人口，仅凭这些，难道还认为《列子》应该彻底被摒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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