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全集》的出版发行，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记得20多年前，出于自身深受梁启超先生影响的原因，我曾写过一篇介绍先生经济思想的小短文。今日，藉《梁启超全集》出版之际，我再次谈谈对梁启超先生思想与著述的一点粗浅印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面临前所未有大变革的年代。活跃在那个大变革年代的有几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们凝聚了那个时代的记忆，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梁启超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既是英勇的斗士，也是深邃的学者；既是不知疲倦的政治家，也是充满了慈爱的长者。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予梁启超先生长久的人生。但这却不影响他形成远超自我生命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个学术思想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褪色，反而更加熠熠生辉。
梁启超先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杰出思想家。他高擎反抗封建专制的旗帜，为鼓舞和推动维新变法活动奋笔疾书。他紧追时代历史的脚步，为倡导时代风尚，启迪民智大声疾呼，他深知政治变革是经济发展的环境和保障。早在戊戌维新之前，他就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撰写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檄文，指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曾经是君主立宪制的积极拥护者，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体制，反对“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说“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维新变法的失败，刺激他对封建专制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
梁启超先生始终心系国家富强，谋求中国发展之道，国计民生亦是他著述中一条鲜明的主线。他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1897年率先提出“以工立国”的主张，积极倡导在中国开展机器大生产。他提出发展现代工业，不仅需要资金技术，更需要一批资本家。他认真研究了西方世界的工业组织“托拉斯”，称赞其为“以最小率之劳费，易最大率之利益”之“生计学”，是最普遍、最宝贵之工业法门。他还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增值国民财富的问题，指出生利者多则国富，分利者多则国贫。在他看来，当时的四亿人口中，“分利”之人占了一半以上，“国何不贫？”所以，他提出，要富国必须减少单纯消耗、不事劳动的“分利”之人，同时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生利”之人。他揭露和批判清政府出卖主权换取外汇的做法，对利用外债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外汇利用得好可以加速经济的发展，利用不好则会被债权国所控制。
在梁启超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述，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图谱和文化基因。
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各类思想家的底色，有灰色的悲观，橙色的乐观，红色的热烈，而价值追求正是任何思想家都应有的底色。1929年梁启超先生的生命戛然而止，去世时仅仅57岁，但是他留下来了近2000万字的各类文告，留下了他对未来中国充满期待的希望。在清末和民国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他总是能最早看到未来的曙光，为我们保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1922年他撰写了《50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在文中，他对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娓娓道来，丝毫看不出悲观沮丧的情绪。现在读来，都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对社会变化的认可和期待，感受他对进化思想的信奉。
时代的发展，就像一列奔驰的列车，有多少杰出历史人物只是搭乘了其中的一段旅程。而梁启超先生，可以说搭乘了一生都没有下车。
《梁启超全集》收录了先生几乎全部的著述，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等各个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杰出思想家的宝贵文库。《梁启超全集》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质量的认可，也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影响力的认可。望这套书，能为学界走进梁启超、理解梁启超提供值得信赖的路径。
（作者：贺耀敏，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