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上，中国馆外景。利用西学变革中国，一直是“戊戌一代”的梦想

1902年底，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写道：“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思想为之一变。”变化的突出表现，便是他在《清议报》上前后连载近80篇的“自由书”。梁启超着眼于破坏主义，认为数千年来的专制统治，“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造成国人奴性、愚昧、怯懦的国民性。对专制统治的批驳，使梁启超对康有为有所背离，而动摇于保皇与排满之间，这自然招致康有为的不满。梁启超为此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屡屡解释讨论，当时的情形正如他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描述：“启超自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

对大谈自由的辩解，显然也属于论题之一。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辩解道：“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则教受者耳。）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对于康有为“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的观点，梁启超也有异议，在他看来，二者相辅相成：不兴民权，无以开民智；不开民智，又很难兴民权。二者的前提正在于提倡自由。

不久，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不惜“我操我戈以伐我”，放弃了此前坚持的老师的保教言论。在他看来，在自由日张、神权日缩的时代，不但用孔教抵制基督教属于一厢情愿，孔教本身也会成为束缚国人的思想。

其时，庚子拳乱，《辛丑条约》签订，国事日烂，也让梁启超和他的同门不得不主张：“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应之主义。”不光梁启超等人这么看，海外的许多华侨这时也给康有为写信，希望他像领导美国革命的华盛顿一样，率领大家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自由的新国家。但康有为显然不为所动，他给华侨和弟子们分别写了两封长信，申诉不能革命排满的理由。这两封长信，使保皇党内鼓吹革命的声音消沉了下去，也引发了日后《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关于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

在写给弟子们的信中，康有为公开了与梁启超的矛盾，甚至威胁断绝师生关系。性格软弱而重感情的梁启超，不得不再次写信悔过。然而由于观点的分歧，两人经历数次分分合合，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当康有为参与到1917年的“张勋复辟”中后，梁启超公开斥责自己的老师：“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颜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

新民之义

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这样评价梁启超：“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在思想方面，在思想方面的地位，又在宣传方面，即并不在有多大的独创性（与康有为不同），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

对新思想与观点的宣传，正是启蒙。而1898到1903年在日本时期，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家最辉煌的时段，如李泽厚所言：“《时务报》时期，梁氏的政论已风闻一时，在变法运动中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但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缘故。”

《清议报》于1898年创办于日本横滨，由梁启超担任主编与主要撰稿人，是保皇会创办的首份宣传立宪的刊物。不过，由于在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梁启超的主持下，这份报纸发表了许多鼓吹革命与民权的文章，鼓吹保皇的文章发得并不多。不满于此，康有为在1899年将梁启超调往檀香山，改派另外一个弟子麦孟华主持报纸。1901年，由于突遭火灾，报社的设备全部焚毁，《清议报》只好停刊。不久，1902年初，梁启超创办了在其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份刊物《新民丛报》。

在办刊宗旨中，梁启超正式提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正是在这份报纸上，梁启超使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接连发表20篇政论文章，掀起其“新民说”的启蒙浪潮。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学者夏晓虹曾说：“梁启超有学术的兴趣，也有政治的兴趣，可能他最准确的、贯穿的身份是一个启蒙家。‘新民说’是他早期影响最大的思想。‘新民’，就是新的国民，应该具备的一些品质和素养，以西方文化作为底子。”

如果《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只能说是“开绅智、开官智”，那么此时的“新民说”，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开民智”。

“新民说”的背后有明显的日本背景。在《自由书》中，梁启超便描写了他初到日本的一个冬天，在上野街头目睹日本人送子弟从军的场景。当他看到从军者的亲友们手举红白相间的旗帜，上面写着欢迎某君或欢送某君的字样，其中两三面旗帜上还写着“祈战死”三个字时，梁启超不禁被日本人的国民精神深深打动，“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尽管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梁启超当年被日本以军国主义塑造的国民价值观所打动，颇成问题，但在那个国民涣散、漠然不关心政治的时代，有此感想，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直到1916年，梁启超对这种国民责任的强调，依然没有放松，那就是他写于参加护国军、途经越南途中的《国民浅训》。写作这本书时，梁启超刚从一场差点死掉的大病中恢复过来。有感于袁世凯的复辟，恰在于国民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利，“不好管国家闲事”，梁启超痛责国人，指此次兴兵讨袁受伤残之“数十万人”，“系直接为袁世凯所杀，实间接为汝所杀也”。

在夏晓虹看来，梁启超的“新民说”也有变化：“前面论公德，影响最大。1903年之后，他开始讲私德，把传统东西带进来，从修身养性、道德层面来讲。”而到了1916写作《国民浅训》，则更偏重公民的义务：新民，既是独立的个人，也是国家的公民，有权监督国家。

梁启超在日本的启蒙工作，不限于思想领域，还表现在他所带动的“新小说”上。正由于意识到“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梁启超在1902年创刊《新小说》杂志。在创刊号上，他发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明确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所显示的依然是启蒙的立场。尽管新小说的巨大影响，还要在他的后来者即“五四”一代作家那里才真正得以体现。

1916年的上海租界一角。作为鸦片战争后开放的口岸之一，上海在近代一直是“得风气之先”的地方

永在潮头之上

与康有为“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的自负相比，梁启超始终保持着求知的热忱。这也使他长久地站立在时代的潮头之上，而无落伍之虞。

“辛亥革命”后，他虽然短暂地与康有为达成一致，试图推动“虚君共和”，但当民国成立、清帝宣布退位后，他转而接受民主共和。经历了护国战争还有民国政治的风风雨雨，1917年，梁启超宣布退出政界，专意于学术与教育。可历史的巧合，很快又将他与随后到来的“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在上海登船，踏上欧游之路。漫长的旅行后，1919年2月18日，梁启超抵达巴黎，此时距巴黎和会开幕正好一个月。到巴黎后，梁启超便把自己对外交情势的观察源源不断地用电报发回国内。收报人是梁启超进步党的同仁汪大燮与林长民。前者当时担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后者则为该委员会事务长，两人同时还兼任几个民间外交活动团体的要职，承担沟通朝鲜的特殊作用。

1919年4月24日，得知和谈不利消息的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要求举国一致，拒签合约：“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5月4日，正是梁启超这封最早通报中国外交失败的电报在《晨报》刊出两天后，呼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的学生走上街头，“五四运动”爆发。

一年后，梁启超在总结这场爱国运动的真正价值时，着眼点依然是思想文化：由局部的政治运动，扩展为文化运动。这一切，自然与梁启超始终如一的启蒙立场不可分割。正如夏晓虹所言，梁启超“归国以后的提倡国民运动，培植国民基础，尽心教育事业，努力讲学著述，就是这一认识的具体展开。因此也可以说，‘五四’造就了梁启超在文化领域的再度辉煌”。

后 记

1917年退出政界后，梁启超专注于著述、演讲、授课，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1929年1月19日，他因病去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写给他一副挽联：“文字收功，神州自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这是对他一生功业的允评。

参考书目：《梁启超传》，解玺璋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阅读梁启超》，夏晓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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