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父偃，西汉齐国临淄人。他早年学“长短纵横术”辩士之说，晚年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思想与学术比较驳杂。在故乡齐国，主父偃曾广泛结交各个学派、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人物，不仅未能得到赏识，还受到当地儒生的排挤，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
在强烈的出人头地思想的驱使下，元光元年，主父偃来到长安，投到大将军卫青门下。卫青很欣赏他的才干，数次向汉武帝举荐，却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不过，这并没有使他灰心丧气，主父偃径直向武帝上书。史书记载，他“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大概因为上书的内容涉及不少当时的热点问题，这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朝奏，暮召入见”。可能是主父偃将反对的道理讲得比较充分，有助于汉武帝的全面思考；也可能是某些观点和言辞深深打动了汉武帝；抑或是汉武帝被他的才华和雄辩所折服，总之，汉武帝视之为“相见恨晚”的能臣。此后，主父偃得以一岁四迁，由郎中、谒者、中郎直到中大夫，成为汉武帝身边的重要谋臣。
开国之初，刘邦为了西汉政权的巩固，大封宗族子弟为王，结果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同姓诸侯王，这埋下了后来中央集权与诸侯王之间矛盾的伏笔。为了顺利地解决中央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许多思想家积极想方设法，出谋划策。武帝时，主父偃根据诸侯占地太多太大的敏感问题，借鉴贾谊、晁错削藩的措施，并加以发展，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推恩令”。
主父偃的建议得到实施后，已经变小的诸侯王封国中又凭空增加不少小的侯国。这表面上是皇帝的推恩，实际上进一步分割了诸侯的土地和权力。至此，诸侯王再也无力向中央叫板，长期困扰汉朝皇帝的诸侯王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推恩令”用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尊崇皇权、裁抑王国的目的，这一建议的提出者主父偃大有功于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的强化。主父偃起初反对征伐匈奴，但当对匈战争成为汉朝的基本国策，汉军又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取得初步胜利后，他转而支持战争，并最早提出在新夺取的河套地区设置朔方郡。他认为朔方北依黄河，土地肥沃，若在此设置城市，不仅可以作为出兵的据点，且能发展生产，直接补充军需，从而减省大批用于运输的人力物力。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在夺取的河套以南地区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以内地民众十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在对匈奴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
主父偃凭借自己的机谋才智，解除了困扰汉武帝多时的一些大麻烦，加上在立卫子夫为皇后和揭露、审理燕王刘定国谋反案件中，又为武帝立下别人无可替代之功，因此汉武帝对他更加倚重，他在朝臣中的地位亦随之大大攀升，以至出现了“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的局面。所谓盛极则衰，主父偃在达到人生顶峰的时刻，绝对不会想到灭顶之灾那么快就到来了。
元朔年间，主父偃向武帝告发齐王“有淫失之行”。于是，汉武帝任命他为齐国丞相，令他负责齐王一案的审理。主父偃以前受到过齐王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心中一直怀有怨恨，遂决定对齐王严加追究。齐王知道难以逃脱，无奈之下被迫自杀。这时，曾经得罪过主父偃的赵王害怕他同样对自己进行残酷报复，就先下手为强，伺机向武帝告发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多以得封者”。不久齐王自杀的消息传到京师，这两件事动摇了汉武帝对主父偃的信任，下令将其下狱治罪。“面谀”丞相公孙弘趁机落井下石，对他进行打击报复，最终导致了主父偃被族诛的人生悲剧。
对于主父偃之死，后人一般倾向于认为其为官贪婪，为人狠毒，有仇必报，缺乏儒家必要的人格修养，导致了与周围臣僚关系不和；此外，他又涉足了颇为敏感的宗室贵族的内部矛盾，其悲惨下场尽管有政敌排陷的因素，但还是咎由自取的。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因为它忽略了当时世态炎凉的社会风气，没有看到官僚贵族之间的虚伪、冷漠对人造成的深深影响。主父偃未得志时，人人弃之如敝屣；主父偃贵幸时，门下宾客上千人。面对这种人情冷暖，司马迁感而发之：“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8年第九期）
稿件来源：《知识就是力量》
新媒体编辑：宴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