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纳谏，魏徵的进谏，在当时就成了“贞观”佳话。纳谏与进谏，其实不仅仅是气度和气节的展现，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需求和责任。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唯有深谙其中之道者，才会集思广益而升华为智慧。
《贞观政要》卷一的开篇就有这样的记载：“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遂以《诗》为证：“先人有言，询于刍荛（音锄绕，打草砍柴之人）。”魏徵说尧、舜广开视听，听取各方意见，真正做到了征询意见于草野。像秦二世，深藏宫中，隔绝朝臣，只偏信赵高一人，“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奸佞之臣朱异，重用东魏降将侯景，结果造成“侯景之乱”，直到叛军打进京城尚浑然不知。隋炀帝偏信内史侍郎虞世基谎报军情，也是“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魏徵最后对太宗说：“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听完魏徵所论，“甚嘉其言”。
这段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和时任谏议大夫的魏徵当然谈论的是关于国家兴亡的大事，而魏徵提炼出的“偏信则暗”的历史教训，足以让唐太宗警醒。这促使唐太宗能够从善如流，结成了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僚班底，最终实现了“贞观之治”。
大臣进谏，说的倒也不单单是“政要”的话题，有时竟涉及到皇帝的隐私，若非遇上唐太宗，难免有性命之忧！
《贞观政要》卷二之《论纳谏第五》，就记载了在一次宴席上，涉及到了唐太宗的一位“美人”。当时，唐太宗正与门下省侍郎王珪交谈，这位美人便侍奉于唐太宗身旁。
美人者，是嫔妃的称号。按唐制，后宫可有九个美人。上面说的这个后宫美人，本是庐江王的爱姬。庐江王李瑗，是唐高祖李渊祖父亲兄弟儿子的孙子，算算辈分，此李瑗是李渊的本家堂侄，是李渊儿子李建成的本家堂弟，与时为太子的李建成关系密切。唐高祖武德末年，李瑗任幽州大都督，朝廷曾派李世民手下干将王君廓去辅佐李瑗。玄武门之变后，李瑗听信王君廓对形势的“分析”，起兵叛乱，遂被王君廓缢杀。
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如唐太宗宴席间对大臣王珪说的：“庐江无道，贼（阴谋）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就是说，庐江李瑗荒淫，阴谋杀死了这个女人的丈夫将其妻霸占，如此残暴，焉能不亡！然而，唐太宗又将其妻收为后宫嫔妃。
没想到王珪离开座位立起问太宗：“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耶？为非也？”太宗很不高兴地反问道：“安有杀人而夺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
王珪实际上是给李世民设了个“套”，于是开始了他对唐太宗的“进谏”。他说臣闻《管子》一书记载齐桓公到了被齐国灭掉的郭国，问百姓郭国是如何亡国的？百姓回答说是因为我们的国君喜欢贤者，讨厌恶人。齐桓公说这是明君啊，何至于亡国？百姓回答说不是这样，我们的国君喜欢贤者却不用他们，讨厌恶人却又离不开他们，所以亡国。王珪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对太宗说，如今美人尚在陛下左右，我窃以为圣上对庐江王杀其夫夺其妻的行为是认可的，否则“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意思是，这和郭国的国君的做法又有什么区别？
这篇文字最后写道：“太宗大悦，称为至言，遽（即刻）命美人还其亲族。”
唐太宗将“美人”送还其亲族，说明了三点，一是作为领导人不忌讳事情是否属于隐私，不道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失；二是“兼听”是为政不能舍弃的一种原则；三是像王珪这样的大臣是必须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