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宋朝的名臣，曾经发生过一场风波，震动了朝野。从这场斗争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性格、思想和精神世界，也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的“民主”气息。
当我们了解了包拯与贪官污吏的激烈斗争，了解了他弹劾宠臣张尧佐、弹劾宰相宋庠和一大批大臣，把他们赶下台的艰难过程，大体上就可以了解了包拯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高贵品格。另外还有一个引人入胜的事件，很值得我们回顾，这就是包拯与另一位声名显赫的大臣欧阳修的那场矛盾和纠葛。
包拯与欧阳修，是北宋仁宗时代的两位名臣。可是，就是在这样两个人中间，却产生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仅震动了当时的朝野，直至今日，回顾此事仍然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这场风波是由欧阳修挑起的。当时，包拯正得到仁宗皇帝的信任，事业还比较顺利。就在这个时候欧阳修对他提出了批评。
1059年春（嘉祐四年），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利用职权贱价收买他人的房地产。担任监察御史的包拯，对他提出了严厉的弹劾，指出他失去廉耻，不宜身居高位。结果，张方平去职，由宋祁担任三司使。上任不到20天，包拯又提出，宋祁游宴太多，铺张浪费，不懂理财，同时他的哥哥宋庠在朝中任副宰相，他不宜同时执掌财政大权（三司使执掌财政大权）。宋祁又被免去了三司使之职。宋仁宗经过一番考虑和选择，便任命包拯为三司使。
包拯曾经担任过户部判官、户部副使，又长期担任过州郡长官和转运使，在管理财政方面是有经验、有政绩的。他没有谦让，就准备上任了。
张方平、宋祁，是两位有声望的大臣，包拯在弹劾这两位大臣时，已经得罪了一些人。当时，宋朝的统治者，提倡名节、谦让，避免形迹。
这次包拯的任命，虽然是宋仁宗提出的，包拯在接到任命之后没有表示谦让就准备上任，于是，在朝臣中就产生了一些议论。
这时，威望很高的欧阳修公开表明态度。欧阳修博学多才，既是散文家、诗人、词人，又是史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后人称他是“宋学”的开创者之一。他还是一位思想家，论文也写得很好。“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仁宗曾经说过：“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就是这位欧阳修于嘉祐四年三月向仁宗送上了《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的奏章。
欧阳修在这篇有名的奏章里，有三个主要的部分。首先，他很严厉地提出了包拯的不妥之处：包拯“逐二臣，自居其位”，“中外喧然”，“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他举出一个比喻：有人牵牛糟蹋了别人的庄稼，固然不对，而乘机把别人的牛牵过来，变为己有，也太过分了。不愧为文学家的欧阳修，又举出一个生动的比喻：“猛手探物，口云不欲，虽欲自信，人谁信之？！此所谓嫌疑之不可不避也。”
欧阳修把包拯的行为，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进行分析：“军旅之事先才能，朝廷之事先名节。”朝臣是“主教化”的，以风动天下，要“知廉耻，修礼让，不利于苟得，不利于苟随”。他希望包拯“执节守义”，“以避嫌疑”。而使他惊异的是：“常人皆知可避，而包拯岂独不畏哉！”
第二个内容是：欧阳修对包拯的批评虽然很严厉，但是并不一棍子打死，在批评的同时，却又明明白白地肯定包拯的一些优点和长处：“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不思。”“况如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好一个欧阳夫子，在批评人的时候，又肯定
“刚”、“直”、“孝”，全是一派赞扬的口气，多么难得，多么可贵！在近千年前，欧阳修在实事求是方面已经做出典范来了。时至今日，善良的人们在对人的褒贬方面，有时一风吹，有时一边倒，“苟得”、“荷随”的行为时有，片面性、一刀切的错误常犯。而欧阳修在批评包拯的时候，并不否定包拯，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把眼光放远点，我们就会发现从总体上说来欧阳修仍然是肯定包拯的。
早在四年以前（1055年），包拯在出知池州的时候，欧阳修就曾经给仁宗皇帝写过一个奏折，其内容有这样一段：“伏见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说言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多补益。方今天灾人事，非贤网义之时，拯以小故，弃之遐远，此议者之所惜也。”伏乞更广采询，亟加进耀，置之左右，必有补益。包拯是因为保举官员不当受降职降级的处分，出知池州，欧阳修主动向皇帝提建议，称赞包拯的政绩和人格，请求把包拯调到京城来，给予重用。很明显，四年后，欧阳修虽然对包拯提出批评，还是包含着善良的爱护、惋惜之情，是没有恶意攻击之意的。
仍然是这位欧阳修，做了两件截然不同的事。在包拯失意的时候，欧阳修推荐他、表扬他；在包拯得意的时候，又实事求是地批评他、规劝他。欧阳修是以理和道来衡量是非，没有帮派，没有恶意，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大臣与大臣之间志同道合者有时也会有矛盾，英雄与英雄之间，有时也会有误解，只要不怀恶意，把意见谈出来，就化解了。
第三个内容，欧阳修对宋朝数十年来关于增设谏院、鼓励朝臣批评朝政这一重要措施，作了很精彩的总结：“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气，不以为非。”也就是说由于过分地提倡服从、纪律、集中、听话，有些朝臣便产生了看风使舵、不讲真话、干劲不足、纪律松弛等毛病，后来发展到“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陛下奋然感悟，思革其弊”。
“始增置谏官之员，以宠用言事之臣。”于是，“久弊之俗，骤见而骸骇。”
当批评的空气形成了，又有人不习惯、不满意，指责谏官“或以谓好评阴私，或以谓公相倾陷，或以谓沾激名誉，或以谓自图进取。群言百端，几惑上听”。这种矛盾现象，幸亏仁宗皇帝能够“至圣至明”，察见诸人，“非为己利”，“谗间不入”，才使这种批评之风保全下来。欧阳修这段描述，应该说是一个很全面、很有概括力的总结。
坦言直谏，开展批评太重要、太美好了。难就难在“非为己利”，追求正“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搞一棍子打死，不搞片面性、一刀切。实事求是最重要，也最费力，有许多人想做到而又很难做到。欧阳修对包拯的批评，虽然有些过于严厉，也有人认为，有点追求“形式”。但是有其合理的部分，并没有否定包拯。包拯辞世以后，包拯的学生张田在整理《包孝肃公奏议》的时候，抽掉了包拯弹劾张方平、宋庠两篇奏议。张田可能也是好心，以为这样可以淡化对包拯的批评，后来，《四库全书》的编繁者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包公为人刚正，决不是把别人赶走而贪图他的官位的人。欧阳修虽然写了这份奏议，不过是宋人好作议论的一种习惯，不一定是包公的缺点。包公的心迹，天下后世都能谅解，为了忌讳，竟然把他的原稿抽掉，反而使人觉得包公真有这个短处。这说明张田的编辑水平不高，缺乏见识，不是包公的本意呵！”
性格刚直、大欧阳修8岁的包拯，未作任何争辩，冷静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回家休息了一些时候，等待皇帝的安排。包拯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接受了这一批评。仁宗皇帝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仍然坚持要包拯上任。这时，包拯才泰然出山。
这场轩然大波，就这样解决了。
包拯担任三司使以后，做出了许多政绩。他不单单想方设法增加国库的收入，而且还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不合理的负担，提高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如后宫宠妃太多，加薪太滥，加封一个才人，赐银5000两，金500两；月俸每月从2.7万提到20万，将近八倍；得宠的妃子多达10人，开支相当庞大。包拯领导的三司中重新提出，要按仁宗即位时的标准核算，超过的一律取消。其他方面的开支，也进行了相应的整顿，国家的财政收入，转亏为盈，有了显著地改观。包拯在州郡工作期间，发现有些地方官，利用折变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他就改变为由政府直接向市场购买的办法，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他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推广到全国，受到了普遍欢迎。
开封西面的唐州、邓州，由于长期干旱，连年歉收，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因而有人提议把这两个州改为县。唐州知府赵尚宽则认为，这里潜在的地力很大，应该开垦，人烟稀少应该招募，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却。包拯赞成他的意见。赵尚宽调动部队，休整了三大陂堰，开挖了一条大干渠，又发动农民开挖了许多支渠，形成了一个灌溉网，从此旱涝保收。周围好几个省的农民都奔到那里去，赵尚宽就给他们分配土地，购买耕牛。只用了3年的时间，荒脊之地变成了丰产之田，人口激增3万多户。包拯大力表彰赵尚宽，并在他任期将满时，向朝廷保举他继续留任，进一步安定民心、促进生产。
包拯在三司机关里裁减冗官，选贤任能，重用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其中就有王安石、司马光等。这些人才在稍后一个时期，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包拯在整顿税收、发展养马、减轻负担、裁减冗员、选贤任能、发展生产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宋仁宗赞扬他“强志尽瘁，夙夜匪懈，任重权专，不可以非理挠；使吏谨其职，下安其业，民不加赋而国有余财，以成朝廷大礼”。
从包拯与欧阳修这段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比包拯还要耿直，还要大胆。“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和杜衍被贬谪的时候，包拯当时是比较沉默的，没有正面站出来为新政辩护；欧阳修却不同，他在当年正月，给仁宗送上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为改革派辩护。当高若讷诋毁范仲淹时，他又写了一封《与高司谏书》，愤怒地指出：平时，你“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
“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欧阳修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和勇气，几乎是不顾一切的。
正是因为这些行动，欧阳修才被贬谪滁州，但他却仍然我行我素，生活得很潇洒。他在滁州建立了醉翁亭，并写下了《醉翁亭记》那篇绝妙的好文章。“环滁皆山也”，开篇这5个字，他就改动了好几次。然后浩然喷出：“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步步推移，渐入佳境，最后落脚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千古名句，既表现了他那深厚的文学功底，也反映了他那豁达的思想境界。在苦难中，他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幽默和豁达，这也许就是天才的欧阳修与众不同的地方。
包拯与之相比，就要谨慎得多。在正面斗争时，他保持沉默，没有及时地公开表明态度。但是，包拯的沉默，不是“苟随”，也不是顺从。他的言论和实践证明，他是一直支持新政的。他在认真分析形势，寻找斗争的方法。当时的宰相和御史中丞都是保守派。他是在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手下任职。保守派的力量已经相当庞大，他自己的力量太小。公开站出来斗争，没有取胜的可能，必然像欧阳修一样要受到贬谪。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在他看来，那也许是不明智的，是得不到效果的。他暂时保持沉默，避免发生正面冲突。但是，这绝不是屈服，不是顺从。他认识到，仁宗皇帝害怕动乱，想求稳定，但也还是想改革吏政的，只是对推行新政的方法不够满意。至于对反对贪污腐败，仁宗还是坚持的。包拯一向行事谨慎，讲究实际，主张多做少说。当时的斗争是如此尖锐复杂，对苏舜钦等人举行那样的诗会，他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包拯暂时保持沉默，保存实力，然后采用他自己特有的方法，脚踏实地向贪官污吏发动一个又一个震动朝野的弹劾。包拯的这种斗争，仍然是顽强的、坚定的。
欧阳修在40年仕途生涯中，曾经3次被贬谪。王安石曾经为之惊叹：“鸣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包拯是刚直的、坚定的。他的应变方式与欧阳修有异，但目的是相同的。所谓的包拯“官运不败”，从其中可以看出一些眉目。从欧阳修对包拯的批评，我们还可以看到早在7年以前，封建皇帝宋仁宗，就大力提倡对权力的监督而成立了谏院，并且赐给他们独立行使监督的大权（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除了皇帝本人以外不受任何大臣的制约。这种监督体制是独立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这种监督经常是在集体的、公开的场合下进行的，不是暗箱操作，允许当面辩护。因此，批评监督之风盛行。连包拯这样的清官也要接受别人的监督和批评。
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竟然长达几千年，是一种超长规的延续。这种超长规，这种延续，可能有它的内在原因。朝臣公开议论朝政，这种比较有保障的监督体制，可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当然，这种监督体制还是有其局限性的：王权至上，就是它最致命的弱点。一旦皇帝昏庸，监督体制和法律也就被破坏了。这一弱点，也就是历代王朝幻想万岁、实则短命，并不可挽回地走向覆灭的重要原因。
古往今来，批评和监督是一件难事。有些掌权者认为：搞不好会惹出一些麻烦来，所以就喜欢依靠少数亲信，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事实证明，只要有决心，只要品行端正，批评和监督是可以办好的，益处是很大的。志同道合的人，有时也会有矛盾、误解，只要光明磊落，也是能够化解的。怕批评监督会惹乱子、找麻烦，这种顾虑是站不住脚的。凡是昏庸的君王，一旦取消了批评和监督，往往会惹出更大的乱子来。这种教训，历史上很多，当今的社会也并不鲜见。说穿了，拒绝监督的人，往往使用一些美好的词句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是一些留恋集权专政、不喜欢民主、不相信人民群众的人。这是一种很腐朽的落后于时代的意识，迟早是要被人们所唾弃的，是不可能有出路的。
包拯与欧阳修的这段冲突，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它闪耀着我国古老文化的灿烂光辉。它与世界的文化是相通的，与今天的生活也是相通的，很值得人们深思、回味、反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