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徭”，应总称为力役，即国民义务为国家服役的形式，在秦汉法律中，又应分为徭役与戍役，所以既有《徭律》，又有《戍律》。
在诸多秦汉简牍出土之前，前辈学人根据有限的文献记载，确定了一个整齐划一的“汉制”想象，即汉代20岁以上的“已傅”男子，即法律意义上成年人的力役负担应为：
1，每年有一月在本郡、县服徭役，称“更卒”；
2，23岁以后开始服兵役，役期一般为2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称为"正卒"，教练材官、楼船士等；
3，之后一年到边郡戍守或到京师守卫，称为"戍卒"或"卫士"。
当然，也有说法认为以上的2年兵役统称为“正卒”，戍边和到京城守卫均为徭役，而非兵役，这些就属于概念性质的分歧，事实描述上区别并不大。
然而，这个“想象”并不正确，至少和秦朝、汉初的情况完全不符。
传世文献中对于秦汉徭役讨论的一条基础史料是《汉书·食货志》中引用董仲舒上疏中的一段论述：
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这段话，描述了三个时代的政策，一个是所谓“古者”，一般认为是周朝，然后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最后是汉兴之后。
请注意加粗部分，“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
这句话，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史学界曾经出现过多种断句方式，一种解法为：
“更卒”之役是每年1个月，屯戍之役为一生服1年，力役一生服1年。
另一种断句方法为“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解法则为：
“更卒”之役是每年1个月，又要一生担任“正卒”1年，一生中还要到边疆屯戍1年。
无论哪种断句法，1个月+1年+1年的分类法是没有问题的吧？
但是，我们还要看董仲舒的一个数量评断：
（力役）三十倍于古。
在董仲舒的所知信息中，周朝的徭役“使民不过三日”，而秦国、秦朝的力役“三十倍于古”，简单数学题，3*30=90天，无论如何不是30+360+360=750天，那就是200倍于古了。
这就只有两种解释，一个可能是董仲舒说的“三十倍”就是个约数，属于文学夸张；另一个可能是，前贤们解错了。
事实上，在《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有这么一条记载：
（高后五年）八月，淮阳王薨，以其弟壶关侯武為淮阳王。令戍卒岁更。
戍卒，也即上述所说的“戍边”，更期变为一年。
换句话说，在高后五年之前，汉朝的戍卒服役并非一年为期，这也就意味着董仲舒说的“汉兴，循而未改”，因循的绝非“屯戍一年”。
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下子复杂化了？
被绕晕的绝不只是近一百年来的今人研究者，早在三国时代曹魏人如淳注释《汉书》的过程中，已经懵了，他在对《汉书·昭帝纪》“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条下的注释中详细谈及：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逋，未出更钱者也。”
如淳在讨论“更有三品”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新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
翻译过来就是，天下所有人都有戍边3天的义务，想不去的，拿钱300给官府，官府给那些“亲自去戍边一年的人”钱，以为“过更”。
其实，这个“戍边三日”的说法，本身就不是汉朝制度，而是对“古者”的误会，否则，秦汉戍边制度就和董仲舒说的“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一回事了，事实上，还有诸多西汉人对周朝古制做过类似的回溯。
比如《礼记·王制》、《周礼·均人》记载类似：
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
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用旬三日焉。
《汉书·贾邹枚路传》中记载汉文帝时人贾山在《至言》中提及：
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籍，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
这些都在董仲舒之前，也是说周制用民不过1年3天，收10%的税赋，民有余力，用以对比秦朝的百姓不胜重役和苛税，哪怕这些都是“文学家言”，周用民三日，秦也用民三日，莫非周也是“暴周”吗？那又何来对比呢？
所以，前辈学人早已论证清楚，所谓“戍边三日”的说法，根本不是秦汉制度。（见臧知非：《汉代“更赋”辩误——兼谈“戍边三日”问题》，刊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