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鲜卑的发源地_北魏是鲜卑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

从嘎仙洞向外看视角独特

历史上，鲜卑民族曾经鲜为人知，他们长期居于北方，自后南迁、跃马草原、历尽艰辛，在中原大乱之际饮马黄河，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与南朝刘宋王朝相对峙，前后共148年。1980年，鲜卑旧墟石室和祭祖碑文的发现使这段历史大白天下，从此揭开了沉睡已久的千古之谜。

这里所说的北方，就是指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起自黑龙江南岸和额尔古纳河流域，西南至内蒙古赤峰和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附近），全长达1400公里，宽200—300公里，最高海拔为1600米。大兴安岭动植物资源丰富，主要树种有：兴安落叶松、樟子松、红皮云杉、蒙古栎、白桦和山杨等；棕熊、糜鹿、狍子、雪兔等动物种类繁多。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处于大兴安岭北段。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首府加格达奇西北34公里的位置。这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湍急的河流、苍松翠柏、奇岩怪石。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剪伯赞先生所说：“假如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幽静的后院。”辽阔壮美的兴安林海是孕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摇篮。一代代北方游猎民族从这里走向草原，由游猎民族转变为游牧民族，进而问鼎中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业绩。这也是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世居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拓跋部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支。

据《魏书·序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以鲜卑山为本民族的名号：鲜卑）。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去代都5000余里），广漠四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为契。黄帝以土德之瑞称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世为跋。故以“拓跋“为氏。积六十七氏，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这段文字记述了鲜卑民族早在2000多千年前就生活在北方。公元前１世纪（前202——前8年，西汉时期），拓跋鲜卑走出森林，一路南行，逐水草而居，跃马草原。《魏书》中有鲜卑南迁的记述：至宣皇帝拓跋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迁，未行而崩。到了东汉，第九世拓跋诘汾，在献皇帝拓跋邻的命令下，继续南移。

这个民族，正是基于对中原文化的渴望和对文明社会的向往，再加之他们能征贯战、兼收并蓄，逐步发展壮大，才铸就了他们一路南迁，至死不移的意志。史书描述南迁的艰辛为：“山高谷深、九难八阻。”公元386年，在盛乐（今呼和浩特市附近，即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开创北魏基业，建立政权。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登基开国，统一北部中国，建立北魏。公元494年，北魏第八代皇帝拓跋宏进一步南下迁都洛阳，形成了与南方宋、齐封建王朝相对峙的强大北魏王朝（因区别于三国时期的曹魏，故史称：北魏、后魏、拓跋魏、元魏）。拓跋鲜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并建立封建王朝的北方游牧民族，她以宽广博大的胸怀和兼容并蓄的气度，广泛汲取各民族先进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民族大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鲜卑民族的发祥地嘎仙洞，就坐落在阿里河镇西北9公里的一座花岗岩石崖上。“嘎仙”是鄂伦春语“猎民之仙”的意思。《魏书序志》记载：“魏之先居于北方，凿石为祖宗之庙，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有乌洛侯国使者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多祈请，有神验焉。太武帝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对北魏寥寥数笔的记载，使人们无法知道更多的历史。嘎仙洞在哪里，祭祖碑文在何处，始终是个谜。

1980年7月30日下午3时，内蒙古考古学家米文平先生经过长期的考古探索和不断地推论和假说，终在这一天发现了嘎仙洞石壁上的石刻祝文（北魏祭祖碑文），嘎仙洞和北魏祭祖碑文的发现填补了历史空白。据史学家称：北魏祭祖碑文的发现，丝毫不亚于像发现秦兵马俑那样的贡献。因为在70年代中国与苏联正处于冷战阶段，战事一触即发，苏联称其边境线周围500平方公里范围都是苏联的土地。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发现充分证明了大兴安岭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彻底消除了苏联窥伺中国东北土地的想法。

无论是石室还是碑文，最初的发现过程是很复杂的：主要是史书记载上所带来的局限和误识，史书称嘎仙洞为鲜卑旧墟石室。“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太武帝拓跋焘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米文平先生按照史书提供的数据资料始终在寻找巨大的石屋，他在内蒙古草原的扎来诺尔发现很多石板墓和墓葬群，但都不足以构成石室的规模，也没发现类似祭文的字样。后期听朋友介绍阿里河的嘎仙洞有几十米长、二十多米高，能容纳数千人。他初步推断，这就是北魏的发祥地旧墟石室，接下来就是寻找碑文的下落了。他先后4次来到嘎仙洞，最后一次才发现碑文。在1980年7月30的夏季的一个午后，他和几位朋友来到洞中，在洞口15米处停下休息，在夕阳余晖的照射下，一处平整的石壁上苔藓密布，他将手扶在上面准备小憩，无意间碰掉了一块苔藓，露出“四”字。他兴奋地大呼：“这是字，是个‘四’字，下面还应该有‘年’字呢！”至此，北魏沉睡了千余年的历史终于大白于天下。1989年，嘎仙洞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嘎仙洞是一座天然石洞。洞体为花岗岩结构，这种岩石坚硬异常，不适于雕刻。这座花岗岩巨石山据地质专家推测，为两亿多年前第四季冰川时期的产物，为冰融后留下的坚硬的石芯。北方的很多石林就是这样形成的。嘎仙洞整体呈三角形结构，正符合物理学的三角力学原理，坚实异常，经亿年而不崩塌。洞内的碑文为摩崖刻石，雕凿在距洞口15米处的扇形平面上，扇形平面大约宽400厘米、高200厘米，文字内容面积为宽120厘米、高70厘米。共19行、201字，字体为汉魏书体。在秦代，李斯将大篆化方为圆演变成字体妍美、清新秀丽的小篆；到了汉代，又将小篆化圆为方，出现古意浓重、粗犷朴茂的隶书。“汉字”的真正释义是汉代最鼎盛时期的文字，而隶书为汉字的代表，是将汉字完全方块化的第一种书体，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继往开来的地位。正是由于隶书的发端才逐渐衍生出秀美端庄的楷书。这篇碑文既有隶书的深沉旷达，又兼魏书的刚劲雄浑。也是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通过文字的一种演绎，这种碑文在中原地区绝对是不多见的。文字的内容大意是描述先祖创造的丰功伟业，感谢上苍和祖先施加的恩泽，同时祈福祖先保佑北魏江山永固、基业永存、子孙万代、生生不息。总起来说，是对祖先歌功颂德的祝文。祝文如下：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付浼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感诏告于：黄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耜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擶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馀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维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

蔫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汗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饷，东作帅使念凿。

鲜卑祝文古意浓重（碑文内容高70厘米，宽120厘米，通篇19行，201字，汉字隶书）

这篇文章的主干部分是以骈文为主。骈体又称骈丽体、四六体，是以四字或六字相对，或两句多字的字数相对，体现的是句句对偶，华丽奔放、内涵丰富，读来朗朗上口。唐代王勃最著名的《滕王阁序》就是骈文的精华。这是块典型的摩崖刻石，北魏的摩崖文化和石窟文化在中原的影响力非常重大，正因为南朝宋和北朝北魏都崇尚佛学和玄学，道教和佛教文化得以在中原广为流传，唐杜牧的《江南春》中提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南朝宋在寺庙建设的一段辉煌。其实据不完全统计，南朝的寺庙何止四百八十，而是五百多座。相对于北朝，更侧重于石窟文化，从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到嵩山少林寺，都是北魏时期的杰作。这种石窟艺术体现了高大恢宏的气势，让人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威严感和压迫力。是北魏帝王统治的象征。有一部电影《少林寺》，说的是“十三棍僧救秦王”的故事，反映了少林寺和鲜卑族以及初唐奠基人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少林寺曾对唐朝开国时有过一定的历史贡献。更有一个“雀屏中选”的故事，充分证明了李世民具有鲜卑血统。《旧唐书·高祖窦皇后转》“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前后数十辈莫能中。高祖后至，两发各中一目。毅大悦，遂归于我帝。”这段记载说的是窦皇后的父亲窦毅为女儿择婿的故事。李渊的夫人窦皇后是西魏和北周王朝的奠基人宇文泰的外孙女，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甥女，雀屏中选的故事就发生在李渊身上，而窦皇后生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和平阳昭公主。所以当初的“玄武门事变”也充分证明了李世民身上具有鲜卑民族尚武好斗的血气方刚，同时作为唐初的开创者，也体现了征伐掠地的开拓精神，这就铸就了他定然能够开创大唐基业。

拓跋焘时期，进一步统一北方并开始崇尚佛教和道教，先后建了很多寺庙。在他之后的公元460年，第五代皇帝拓跋睿开凿大同云岗石窟。公元494年，第七代皇帝魏孝文帝拓跋宏南迁洛阳，继续推行汉化改革，易民俗、换服饰、改婚制、说汉语、习汉文、任用汉人为官，汉化改革进一步推进了北朝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同年，开凿龙门石窟，龙门石窟汲取了云岗石窟的丰富内涵并推陈出新，造像更加宏伟壮观、华丽多姿，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直至唐代还在进行。

拓跋鲜卑民族建立了北魏王朝，在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和激烈的斗争中，北魏王朝战火不断。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由高欢控制的东魏和宇文泰掌握的西魏，很快又被北齐和北周所取代。随着汉化运动，北魏民族广泛汲取中原文化，《敕勒歌·北朝民歌》和《木兰词》就是北朝文化的一个缩影。这个民族充分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他们从游猎民族发展为游牧民族，又从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这种转变不仅是民俗民风的转变也是文化的转变，鲜卑民族怀有对中原文化强烈的好奇心、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具有巨大的决心、勇气和气魄，南迁和移风易俗促进了耕种业的发展，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也深刻影响了南方一些民族。鲜卑民族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为民族融合作出巨大贡献，也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推动了隋唐时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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