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至精，明德至善”，博学而后成医，厚德而后为医，谨慎而后行医，正是儒医者的执着追求。
社会道德和医德风气的改变，每一个知识分子和儒医都有责任。以“道”的担当为生命的精神，表现出我国优秀知识分子和儒医的高度文化自觉。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支撑、滋育着整个中华文化。
担当思想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源远流长，泽被深远。几千年来，这种思想境界也深刻地滋养着中国中医人的精神世界。
《说文解字》说：“儋（担），何也。从人,詹声。以背曰负，以肩曰儋。”担当者，即为承担者也。南宋景定四年的《朱子语类》说:“岂不可出来为他担当一家事？”又谓勇于、敢于承担责任。如明末清初著名戏剧家李渔在《比目鱼·伪隐》中谓:“不用谘谋，方见才能，好担当，好担当，怪不得人人敬。”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一生为弘道的孔子收徒办学，传授文化。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从政，他答道：以孝悌教人，用于政事，就是从政。有人劝他退隐，他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天意不灭文化，谁能阻止他去传播文化呢？孔子以弘道作为救世的根本途径和自己毕生的责任、追求，“志于道”“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人即挺立于天地之间，其“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这就是担当。这种心中洋溢着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体力量，彰显的正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情怀。
儒医端方正直、厚德谨慎而有爱国情怀
东汉末年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后汉书》）。“精”者，谓极深入，用功至深。《伤寒论·序》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荀子说，精“使心专石可穿”。华佗的医术，登峰造极，技如化神，做学问不精研不成，惟有精研覃思，才能达致臻境，这正是历史上中国儒医的习性，亦为无数优秀儒医的骀荡风尚。
唐代孙思邈毕生力倡“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他认为，作为身负救死扶伤重任的医生，只有精湛的医疗技术不够，还要有治病救人的美好愿望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周易·乾》中谓：“君子进德修业”。孙思邈指出：“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之膏肓也。”为医者的行为，要端方正直，认认真真地恪守医德准则，不可稍有偏离。“博学至精，明德至善”，博学而后成医，厚德而后为医，谨慎而后行医，正是儒医者的执着追求。
宋代的成无己，受金国之绑架劫持，“挈居”临潢，惨痛悲怆，其携《伤寒论注解》手稿，“未经进，不可传”。成无己从未向金国进献此书，坚定认为此书成于大宋之人之地，不可经进异朝。临终前，成无己冒死将书稿交给中原人，以求在宋国印刷。中原人亦冒死将书稿交给王鼎，王鼎筹集银两将其刊行，遂刻讫于南宋乾道壬辰八年（1172年）。当代著名中医学家钱超尘先生指出，“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凝聚着民族的血与泪、国家的荣与辱，反映着伟大医学家忠贞的爱国情怀！”
儒医精研医学为后世增添理论方法
北宋元祐年吴兴的朱肱，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因曾官奉议郎，人称朱奉议。朱肱曾征为医学博士，后因书苏东坡诗获罪，被贬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还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朱肱学宗仲景，参合各家，其憾于“仲景证多而药少”，采取后代诸方补而备之，对《伤寒论》的整理和阐释有重要的贡献。朱肱不但医理精通，并且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朱肱强调伤寒病的辨证治疗时先从经络来分清六经，辨别伤寒病位，然后辨别表里虚实。这种理论将六经辨证已经具有六经提纲的雏形，阐明了伤寒病证的定位，为后世进一步深讨六经的实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和资料。后世医学家，其中包括著名医家如许叔微、陈自明、徐灵胎等，都受到了朱肱的影响。
壬申天圣的钱乙，字仲阳，乃北宋著名医学家，翰林医学士。曾任神宗时太医院丞，御赐金鱼符和紫衣，从四品职。其所著《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皆散失不传，惟有《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钱乙幼科冠绝一代”，并谓钱乙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后人视《小儿药证直诀》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两宋的其他儒医，如宋慈，亦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历史上被称为“法医学之父”，著有《洗冤集录》，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世界“法医鉴定学”。又如北宋医家王惟一天圣四年（1026），奉诏竭心，考订针灸著作。于天圣五年（19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并撰针灸著作遂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还有许叔微，翰林学士，成年后发愤钻研医学，活人甚众。所著《普济本事方》又名《类证普济本事方》，采方简要，理论清晰，亦有很高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新安医学派重要奠基人汪机，少时勤攻经史，后因母长期患病，多方医治无效，遂抛弃科举功名之心，一心学医。平生尤重医德，经常强调不可轻视人之生死，对重危病人，“竭力治之，至忘寝食”。，明嘉靖年间，瘟疫流行，死亡相继，哭声载道，汪机倾囊购药，统统免费施治，救人不可胜计。而且汪机的生活简朴，不喜奢靡，布衣蔬食，从不追求金钱与名利，“至义之所当为，视弃百金如一羽”，在人民群众中素负盛誉。努力钻研诸家医学经典，学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其《伤寒选录》《运气易览》《续素问钞》《本草会编》《医读》《内经补注》影响深远。
明正德年太医院院士、御医薛己，幼承家训 ，精研医术，兼通内、外、妇、儿各科，名著一时。薛己治学极为刻苦，论著很多，除自著的《外科枢要》《内科摘要》《女科撮要》《疠疡机要》等外，还校订书数十种。薛己一生不仅以临证疗效卓著称世，且勤于著述，为后人留下了有重要价值的医学文献。尤其是其著述的《内科摘要》，是中国第一次以内科命名的学科的书。他的《外科发挥》《外科心法》和《外科枢要》，对皮外科痈疽、天疱疮、赤白游风、臁疮、时毒等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治疗作了详细论述并颇多创见，尤其是对痈疽疮疖的治疗，主张托里内消，重视脾胃，偏于温补，开创了一代外病治内的法门。
明嘉靖年浙江杨济时，幼业举，因厄，由儒入医。隆庆三年(1568)进太医院圣济殿，直至万历，三朝任御医官达46年。医迹遍及闽、苏、冀、鲁、豫、晋等地。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博采众书，参以已验，编著成《针灸大成》。当时的针灸家的手法常冠以复杂名称，繁琐神秘，难以掌握，杨氏结合《内经》《难经》及高武等有关手法，提出了爪切、持针、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退针、搓针、捻针、留针、摇针、拨针等下针十二种手法，为了便于记忆，又编成歌诀，以后又在十二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创制出“下手八法”，为后世医学文化增添了重要理论方法，一直到今天，仍指导着临床实践。
儒医以文载道自觉支撑中华文化
著名的朝廷敕封的“文林郎”，药物学家李时珍世代业医，父亲李言闻，也是当地名医。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性格刚直纯真，十四岁中秀才，以后九年中，三次到武昌科考，结果名落孙山，于是放弃科考，专心学医，并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终于在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此书为中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尤其是对其他有关的学科，如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重要贡献，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此外，张介宾、王肯堂、吴昆、缪希雍等等，莫不是由儒入医，著作等身，文化建树颇多的明朝名医。
另明末清初世风衰败、政权易主，名士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突出显示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在衰世之中的担当精神。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兽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同时期的挚友，儒医傅山，更是强调要“经世致用”。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傅山在一生中处处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气节，充分彰显了“志士仁人”风貌。在医学方面，傅山有很高的造诣，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尤其是他那种高尚的医德，美名高扬。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而且优先贫人，往往对于求医的阔佬或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傅山还继承了先秦诸子与汉唐以来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扬了明代李贽、袁宏道等人反拟古思想，反对因袭、模拟、复古，要求注目“乱世”，多多关心祖国“河岳”之“气”，留下了大量反映艰危时代的“波涛”之文。
后世的中医士人对此也多有继承、发挥，特别是提出道德风气的改变和移风易俗的责任落实到自身的思想，如亦医亦儒的吴廷栋说：“欲挽回天下之无耻，必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社会道德和医德风气的改变，每一个知识分子和儒医都有责任。清代以后，尤其是近现代儒医的杰出代表，如1900年出生的岳美中、1901年出生的秦伯未、1902年出生的程门雪、1916年出生裘沛然和1928年出生张灿玾等等，他们亦儒亦医的成就人所共仰。这种以“道”的担当为生命的精神，表现出我国优秀知识分子和儒医的高度文化自觉。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支撑、滋育着整个中华文化。
今天，我们正处在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中医文化复兴的历史时刻，一场新的文化自觉正在开始，这种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无疑将成为我们前进的伟大精神动力。（卢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