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篇（五）
孔子说：“诵习了诗三百，教授他政事，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国，不能单独做主应对。虽然学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专对”在这里是指出使别国时，以自己的主意应对，不用请示本国朝廷。
孔子传教，贵于能用，不能用，则不如不学。在这一句里，孔子教授学生诗三百篇（后称诗经），目的是可以应用到具体的事情上，或者用于为政，或者用于外交。这一点，与明末清初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想有些类似，后者则更强调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
学习有用论就在此生根，此后逐渐萌芽并不断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极端的表现是，浮躁功利的学术场与繁华拜金的商业场的结合，造成了以金钱来衡量教育的质量，诸如“少上几年学省下买房钱”、“博士生收入不如高中毕业生”等说法或现象。我们批判这种思想，但要认识到它的根源。
为什么学习三百篇诗就可以为政、作外交呢？诗三百，相传由孔子收集整理而成，一说诗有三百五十篇，实际上记载了西周到春秋中期的历史、文化、风俗等社会面貌。诗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诗三百就是一部类历史的合集，从中可以了解很多先人做事的方式，祭祀的形式，民间的故事。学习它，就像常备一本小册子，用当时朴素的语言描述着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