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诗僧”就是会写诗的僧人。这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最早的“诗僧”当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群体，他们有两个集中出现的高潮时期，一为唐代，一为北宋。
诗僧虽为佛门人士，但大多精通佛学与儒学，是一群披着袈裟的诗人。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诗人，只是在修禅论佛之余，将作诗当做提高修养、打发时光的工具，他们的诗一般没有功利性，只是用平直质朴的语句表达心性，是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不断融合的产物。所以有人认为“佛教的诗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体现”。
佛教发展到隋唐时期，与儒、道二教的结合越发紧密，一些佛门人士为了传播佛学的需要，也会主动学习其他两教的知识。唐代高僧在精通佛经之余，往往也会研究《周易》、《史记》或者《六经》等佛门以外的知识，也很注重与士大夫阶层的交往。在这种交往中，诗歌是他们常用的联系纽带。也有一些僧人，为了提高自己在佛教中的地位，有意去钻研诗歌技艺，将诗歌当成结交权贵的一把钥匙，达到提高自己名声或者荣升在佛教中地位的目的。而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繁荣也为僧人们学诗、写诗、爱诗提供了物质方面的基础和社会氛围，这是唐、宋两朝诗僧大量出现的社会基础。
一、最早的僧侣诗人
最高的诗僧是谁已不可考。但至少东晋时期就出现了会写诗的僧人。虽然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清规戒律还是比较严格，要求僧人多冥思，多苦行，不提倡僧人参与俗务。但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实在太强，僧人（包括西域来的胡僧们）在中国传法，必须要将佛教同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结合起来，如果单纯用佛教的教义去渡化世人，难度非常大。所以在僧人渡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使人“顿悟”为目的的“偈语”，这些偈语往往以四字或者五字为一行，讲究韵律合仄，内容直白易懂，又富有哲理，这就是僧诗的起源。
另外方面，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士族或者读书人对现实丧失了信心，改信佛教，甚至皈依佛门。由于这些人本身具有儒家知识，很多人在入佛门之前便是诗人，他们转化身份后，在完成修禅论佛的功课之余，也会将自己的感触和思想用诗歌的形式记录、反映出来。在他们的带动下，一些爱好文学的僧人们也纷纷效仿，诗僧的阵营不断扩大，会做诗的僧人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寺寺有僧人吟诗”的地步。
齐已
梁朝的齐已是有记载的最早的诗僧之一。他出家在道林寺，但他始终认为写诗是可以与谈禅有机结合的，写诗有助于证心悟道。他不但自己爱做诗，也积极教导手下徒弟们学诗、做诗。每当有其他寺院的高僧前来交流佛教经义，齐已往往以会不会诗为衡量对方佛学修为的标准。齐已在外出传经时，也不忘记带上自己的诗稿。他传经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的诗也随之传播到大江南北。当时有一句话叫：“江之南，汉之北，缁流以儒业缘情者，靡不希其声彩”，意思是全国上下，希望以佛学和儒学相结合的僧人，都想听到齐已的传教，在汲取佛教营养的同时，也能学到做诗的本领。
正是在齐已身体力行的垂范之下，越来越多的僧人加入到写诗的队伍之中，他们或以诗解禅，或以诗明志，又或以诗表达对佛祖的崇拜之情。虽然此时的僧人们的诗作数量不多，题材也较窄，但正是他们的努力，拉开了僧人作诗这种潮流的大幕。
二、唐代的僧侣诗人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最为迅速，涌现的诗人也最多的一个朝代。很多诗人是“行走的吟客”，他们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唐代又是一个思想包容兼蓄的时代，这时的佛教通过几百年的发展，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佛教有了中国化和儒家化的牲。
苦吟的僧人
唐代的文人们，有很多喜欢谈佛论道的高士，他们为了探讨佛学，也喜欢与有文化底蕴的高僧为友。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僧以佛旨、士以诗文相交，这种交往造成的结果是双赢的。士子们通过与高僧们交往增深了佛学要义的汲取，而僧人们也在与文士的交往中，在文学方面特别是诗歌上的水平得到了升华。
僧人们与社会上普通文人相比，俗务很少，有大把的时间来研究诗文。他们没有仕进的苦恼，没有家庭的系畔，也没有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处理，更容易尽性的投身到诗歌创作之中。特别是能得到一些著名的诗人指点的僧人，他们的诗进步很大，有些人还被士林誉为“披着袈裟的诗人”。
中唐僧人皎然，本是名门之后，是南朝名士谢灵运的十世孙，他自幼出家，对佛教极为热爱。他一生访名山大川，遍寻大德，精研佛典，是当时著名高位僧。同时他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诗人，与当时著名诗人颜真卿、韦应物、卢幼平、吴季德、李萼、皇甫曾为友，经常在一起谈佛论诗，也留下了许多意境高深的诗作。
皎然与徒弟
僧皎然生活的年代是唐朝从盛转衰一过渡时期。他曾目睹了大唐国力鼎盛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见到了安史之乱后大唐国运转衰，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所以他的诗也分成两个阶段，前期的诗以与达官贵人唱和为主，描述的是自己山居的寂静和求佛的决心；后期的诗多以悲悯的口吻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对唐朝中兴的企盼。
他的诗流传很广，现存有二十九卷，五百四十余首。他有一首赠颜真卿的诗是这么写的：“谁知赏嘉节，别意忽相和。暮色汀州遍，春情杨柳多。高城恋旌旆，极浦宿风波。惆怅支山月，今宵不再过”。
这首诗描述了清明时节，暮色苍苍之中，江南杨柳之下，诗人与朋友分别的场景。全诗以苍凉的景色暗喻当时昏乱的统治者，将分别的黯然与对政治的迷茫相结合，表达了希望有“明月”也就是德政重来照耀万民的情感，是皎然诗歌的代表作之一。
在诗歌创作上，皎然认为要“先积精思”，通过心与物的统一，才能写出佳作。他认为诗由心生，只有用心去体会，才能有“真奥之思”。他的诗强调禅意，强调对佛和禅心的理解，只有心与禅通，才能“佳句纵横”。这是唐代僧人将佛教与中国诗歌相结合、相促进的一种尝试，对当时僧人们的诗歌创作主题和方式都有着重要影响。
唐代写诗的僧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不但有从事诗歌创作的，还有诗歌评论家。还有些僧人不但诗作得好，其他方面的的成就也很大。被誉为“草圣”的怀素，不但是位诗人，还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
草圣怀素
乾元二年，怀素慕名前往李白处求诗。李白爱其才，为他写下《草书歌行》。通过与李白的交往，怀素的诗歌水平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之后他又向徐浩、颜真卿等大家学习笔法，创作了《自叙帖》这样一副“天下第一草书”。
《自叙帖》不仅是一部书法作品，也是一首诗文，还是一首诗歌的评论文章。怀素将张谓、虞象、朱逵、李舟、许瑝、戴叔伦、窦冀、钱起等八人的诗，摘其精要，按内容分为"述形似"、"叙机格"、"语疾迅"、"目愚劣"四个方面来评价，列举了这些诗人们的成就，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谓是一篇极为出色的诗歌评论。
唐代是僧人世俗化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佛教的戒律相比之前有所放松，也允许僧人与俗人的交往。佛教此时的特点也从“苦修”向“顿悟”转变，对僧人参与俗世文化，从俗家文化中汲取顿悟的灵感也比较宽松。而文士们特别是唐朝中期之后的文士们出于对政治的失望和对现实的不满，也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修佛论道之上，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诗和佛结合得更加紧密，更加完美了。
三、宋代的诗僧
到了宋代，佛教的世俗化更加明显。佛教在六祖慧能的改革下，禅宗教义更加世俗化，世人也可以在家修行，当一名“居士”并不影响成佛。
诗僧
宋代皇帝对佛教的态度是推崇的，很多高僧都会得到皇帝的册封，有些僧人还会成为拿着俸禄的僧官。当时有很多出家人依附在达官贵人的门下，希望得到皇权的青睐，飞上枝头当凤凰。而这些僧人依附公卿的手段，除了佛教教义之外，以诗交结权贵，是当时最流行的社会风气。
宋代僧人创作的诗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两极分化严重。这个两极可以用“狂”和“艳”两个字来形容。一些得到公卿贵族青睐的僧人，多有绮诗艳曲；而得不到上层社会欣赏的僧人们的诗作中，狂放不荡的成分比较多。这与僧人们地位、环境和心境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关联。
一些僧人本来饱读诗书，他们也许并不是热衷名利，但很爱面子，极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上层社会的肯定。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之时，这些僧人们也忘记了自己“高僧”的身份，或者嘴上不好说出来，在他们的诗中，能充分体会到这种对世情的愤慨之情。比如僧惟政，在以诗自荐的过程中屡屡碰壁，写下了“为僧只合居岩谷，国士延中甚不宜”这样酸气冲天的诗句，既是对自己的自嘲，也是对自己得不到肯定的愤慨。
有幸得到上层社会肯定的僧人的特点是志得意满，他们的诗中流露出来的都是对世界的赞美、对前途的憧憬为主，佳作不是多。但他们诗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僧人的诗中，也会出现艳词。这是在与士大夫们诗酒唱和之时的应景之作，但也是首次在佛子的作品中，出现的宋代的尚奢靡的时代之风。
四、诗僧作品的特征
诗歌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的，它与创作背景、创作者以及创作时的心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体来说，僧人们写的诗，主要还是想通过诗歌这种表达方式，来宣扬佛法，劝诫世人的。无论是他们的山水诗，还是他们的咏怀诗，都对当时社会上一些现象进行了批判，表达了佛门释子对底层百姓的同情，突出佛爱世人，普渡众生的宗教教义，也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
僧人们是比较含蓄的，他们很少在现实中如鲁智深一般用行动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对社会的批判诗，也往往以含蓄的情景描写，通过描绘出一种净、空、远和凄凉的环境，来表达自己的感悟。他们希望统治者能体会到佛门中人对现实的看法，但又怕被人冠以参与俗事的标签。他们的内心是矛盾的。
政治斗争失败的僧人
也有一些僧人参与了政治斗争之中，特别是在皇帝对佛教特别推崇、对僧人特别信任的时期，这种僧人更多。武则天时期，信任僧人，很多僧人先后在政治场上发挥了作用。比如怀义、法藏、广清等僧人，就是力挺武家势力，与李唐的拥护者在政治场上斗法。这一类僧人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政局的评论，对政治对手的态度和对未来前途的判断。
唐朝诗僧法琳，正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因为“诽谤皇帝”最终被处死。他在牢中的绝命诗“草命如悬露，轻生类转蓬。所嗟明月夜，难与古今同”，就是一种失败者的哀叹。其实僧人们参与政治的下场往往不好，统治者对他们也是利用多于信任，很少有僧人真正得到皇帝长久的宠信。而僧人们的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一般也不是那些官僚世家的对手，所以政治僧人的诗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失败后的反省和不甘。
五、诗僧的影响
不论是《全唐诗》还是《全宋词》中收录的僧人作品都不少。僧人们利用诗歌传播佛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与探索，相比其他传统方式，在影响力和传播速度上，还是有着一定的优势的。这也是佛门允许僧人写诗的根本原因。
其实在佛教经义中，也有很多佛旨是通过诗歌来表达的。佛教来源于印度，在古代印度的佛经中，也有很多印度僧人创作的诗歌。《维摩诘经》上就有“火中生莲花，是可谓稀有。在欲而行禅，稀有亦如是”之类的揭语，其实说他们是诗，也未尝不可。
佛教传到中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后，入世的色彩越来越浓，对于修行的模式也更加百花齐放。正所谓“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诗歌从本质上来说，与佛家的揭语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以诗传佛，不但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和辩义，也能更容易为世人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诗僧们的诗，对佛教在中国的大传播，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佛印与苏东坡
文章最后，请允许我用苏轼的朋友、著名诗僧佛印的一首《浪淘沙》来作为结尾，让大家欣赏一下诗僧们的文学水平和思想深度，也许能更好的理解诗僧这个群体。
《浪淘沙》：城里久偷闲，尘浣云衫。此身已是再眠蚕。隔岸有山归去好，万壑千岩。 霜晓更凭阑，减尽晴岚。微云深处是茅庵。试问此生谁作伴，弥勒同龛。
参考文献：《全唐诗》、《全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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