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像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提到，明清鼎革，山河剧变，为了笼络汉族士人的心，清廷在入关之初就重开科举，并且打破了三年一次乡试会试的习惯，在顺治年间多次开科取士，通过打通士人上升的渠道，让原本反抗清廷的知识分子们转变为政权的建设者，这招在当时的环境下，非常有成效。
但是，总有一些人是坚守信念，绝不与清廷合作的，这些人，就是所谓的“遗民”。既然无法通过武力反抗，那么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就是这些遗民们表达自己对明朝忠贞和对清朝反抗的唯一途径。其中，有的人“不履清土”，例如朱之瑜，顺治二年流亡日本，第二年又转至越南，在海外从事反清活动。
留在国内的遗民们，则过起了隐居生活，例如余正元，“遭流寇变，居州东北郊，开鹤林社，教授后学，足迹不入城市”。再如李颙，他筑了一座土室，将自己反锁其中，自号“土室病夫”，并说：“每日除万
不容己者，只得勉应，其余苟非紧急大事，断勿出门……不可轻履市肆，不可出入公门。”索性与世隔绝了起来。
对于功名，明朝遗民为了表达不食周粟的态度，选择“弃诸生”，所谓诸生，就是明朝经考试录取到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但是明朝灭亡后，很多士人都主动放弃了这项荣誉，以表示他们放弃新朝的功名。有的人甚至“弃儒衣冠”，以表示彻底不再当读书人。
但是，明朝遗民们毕竟也是人，本来这些士人就不是干农活的料，一旦脱离了科举之路，生存立即就变得异常艰难。有的不得已，开班授徒，教出来的学生还是要去科举，给朝廷效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在明朝遗民们越来越进退两难的时候，清代出现了一位皇帝，令遗民们居然萌生了认同甚至敬佩，从而彻底改写了历史。这位皇帝就是康熙。
康熙初年，尽管明朝遗民的反抗思想依然比较激烈，但由于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好转，政权地位稳固，遗民们反清复明的理想逐渐破灭。康熙作为一位有远见的皇帝，很重视拉拢汉族士人，从康熙八年到十二年，他一共下诏三次，要求推举所谓“山林隐逸”，其实就是瞄准了遗民这个群体。1678年，即康熙十七年，康熙帝下诏开博学鸿儒科，表示不论已仕未仕，都可以征举，这其实又是给遗民群体开了一个大口子。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批遗民在矛盾的思想中出山做官。
在清代的统治者中，康熙皇帝是比较谦虚好学、礼贤下士的一位，对于康熙皇帝重视汉族知识分子的做法，明代遗民是比较认同的，例如遗民李因笃便评价康熙说：“圣恩深重容归养”，“帝性孝而仁，深宫照无忒。怀归悯小臣，念母情凄恻。诘旦沛殊恩，还山忽已得。”表达了对康熙由衷的认可。有的遗民如严绳孙转变更大，做官以后，得以亲近皇帝，不由得“感激自奋，不忍以向之狷介高尚其怀，负上知遇”。
即便是依然坚持不做官的黄宗羲、顾炎武等名流，因为对康熙的认可，使得对清廷的态度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不再采取激烈的敌对态度。黄宗羲在顺治年间称清朝为“伪朝”，但是到了后期，在文章中直接称呼康熙为“圣主”、“圣天子”，可以说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遗民心态淡化后，一些前明士人也开始将反思的矛头指向了更加根本的历史命题，而不再仅限于对某一朝一代的怀念。例如黄宗羲便提出了君主专制是“天下大害”的论点，开启了思想启蒙的大门。尽管晚清时章太炎对黄宗羲大为批判，认为他大节有亏，但从进步的观点看，明代遗民这种超越历史局限的反思，不能不说是具有一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