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腾讯文化
《易经》从一开始就被西方读者认为是一部帮助人们思考的“智慧之书”，而不是一部算命的书。我想这大概是《易经》在中西方的最大不同。
在2015年举办的国际笔会福克纳文学奖评选中，一本928页的中国经典译著获得提名。它是由英国著名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耗时12年翻译的《易经》。这本书由纽约企鹅出版集团下的维京出版社于2014年底出版。在书里，有对《易经》及历代文人评注的详细叙述。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易经》被誉为六经之首。17世纪出使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称赞它是中国一切科学和哲学的源头，高于当时欧洲的科学和哲学。18世纪初，《易经》在欧洲传播开来。心理学家荣格评价，它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心灵，有几千年来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弥新。
就《易经》的翻译出版、西方世界对《易经》的接受度等问题，定居澳大利亚的闵福德接受了腾讯文化的电话专访。以下为腾讯文化与闵福德的对话：
“我的《易经》翻译更‘中国化’”
闵福德
腾讯文化：此前西方较著名的《易经》译本,分别来自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和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你对这两个版本怎样评价？
闵福德：理雅各汉语特别好，除了《易经》还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但他根本不尊重《易经》，认为这本书是垃圾。他并不相信书里的内容。
卫礼贤就非常不同。他对《易经》非常感兴趣，在1924年完成了德译本《易经》（后被译成英文）。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书在西方非常热销，影响也很大。卫礼贤和荣格的关系密切，后者为其《易经》作了序。但这也是这本书的缺陷——受荣格的影响太多。
腾讯文化：你怎么评价英国学者约翰·布洛菲尔德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的《易经》译本？
闵福德：布洛菲尔德的译本不错。夏含夷更擅长甲骨文，研究的主要是早期文字中有关《易经》的记载。他的译本不实用，偏学术。
腾讯文化：你翻译的《易经》和这些译本的区别在哪里？
闵福德：我的翻译更“中国化”。有人翻译《易经》会提及《圣经》或德国诗人歌德；基督徒理雅各从基督教的角度解析《易经》。我更多地引用中国文人的点评，尽量不涉及西方人对《易经》的点评和解析。
腾讯文化：《易经》在欧洲的影响如何？
闵福德：20世纪60、70年代，欧洲读《易经》的人很多，这在当时是一种“反文化”现象。我也是这代人中的一员。当时我的很多朋友都读《易经》。《易经》从一开始就被西方读者认为是一部帮助人们思考的“智慧之书”，而不是一部算命的书。我想这大概是《易经》在中西方的最大不同。
“你就是这本书，你会成为这本书”
腾讯文化：你如何安排这部译作的结构？
闵福德：我把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智慧之书”，用传统方式解读《易经》和其点评；第二部分是“卜卦”（Oracle），回归《易经》最初的用途——青铜器时代的占卜手册。那时《易经》的哲学性没那么多，人们主要用它来获得对一些即时问题的建议，比如“我应该和邻国开战么”“我应该把女儿嫁给宋国国王吗”。但它也并非是用来算命的。
腾讯文化：你将《易经》解释为“The Book of Change”，而不是 “The Book of Changes”，为什么？
闵福德：因为我认为这本书是关于变化的基本流程的，所以用单数，而不用复数。
腾讯文化：在你看来，《易经》有什么用？
闵福德：我在书的序言中引用了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对《易经》的评价：“它帮助你进入你自己的内心，仿佛是一条能够帮助你开悟的‘捷径’。”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
这本书的关键词是“修养”，清代道士刘一明在《周易阐真》中也多次提到这个词。他强调，学习《易经》的过程是提高自我修养的过程。我是不可知论者，不信奉某种特定的宗教，但我相信人们有必要自知、自省。《易经》是一本关于自我认知的书，能够引导人们如何思考，如何认识自我。它很简单，但又很难。
有人点评，《易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Spirit。我也这样认为，因为《易经》原本也不像是一本书：它没有开始，没有结尾，没有作者。它更像是一个“精神的工程”，是一种可以和你对话的声音，但它最终是你自己的精神。
我在书的前言中这样写：“这本书和你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你就是这本书，你会成为这本书。”
腾讯文化：你在前言中还称，阅读《易经》是一个互动和对话的过程。如何理解这句话？
闵福德：开始读《易经》时，你便和这本书产生了互动。这本书的本质并非在于书，而是在于你阅读的方式。你要非常虔诚地坐下来，抛弃一切伪装和虚假的想法，真实面对自己－－这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之后，你才可以开始读《易经》。
不能像对待一本普通的书那样对待《易经》。你得去参与，得做大量的工作。这个过程是互动的，就像是一个游戏，你和这本书做游戏。最后，《易经》帮助你看到你自己。
腾讯文化：听起来很玄妙。
闵福德：《易经》是一本客观存在的书，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个有魔力的特殊伎俩。它不强迫你去相信某种教义，它谈论的是世界背后的规律，但用的是非常简单的结构，比如八卦、六十四卦等。它鼓励你往后站一步，看全局，而不是只关注生命中一些细小的环节。
我常收到读者的邮件。他们告诉我：“你翻译的《易经》帮我解决了难题。”这时候我就会很高兴。我的老师柳存仁教授（注：澳洲华裔汉学家，以道学研究闻名）经常说：“《易经》《道德经》等书的目的，都是引导人们更善良、更慈爱。”
翻译时还用了拉丁文
腾讯文化：你用12年翻译《易经》，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闵福德：我从2002年开始翻译。当时我住在法国，有一个葡萄园。通常我早上在葡萄园干活，中午回来，下午翻译。2004年我去了香港，到图书馆、书店变得很方便，于是我开始收集不同版本的《易经》和历代中国文人对《易经》的点评。2006年我搬到澳大利亚，因为工作很忙，翻译进展缓慢。2008年之后我的时间多了，开始全力翻译。从2012年开始，经常有朋友找我探讨《易经》，我会在探讨的同时检验我的翻译，做些修改。这个过程又持续了好几年。
我完成翻译的时间比出版社要求的晚了7年。出版商对我非常好，直到2013年底才要我一定交稿，不然，估计我的余生都会在翻译《易经》。
腾讯文化：很多中国人都觉得《易经》晦涩难懂。你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否会做一些“简化”，让读者容易理解？
闵福德：我试图将《易经》翻译得有意思，会做些解释，但不会将《易经》翻译得很简单，因为这会曲解它的本意。我会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翻译。我的翻译非常主观，但很实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关联，不神秘，不抽象。
腾讯文化：在你翻译的《易经》中，除了英文，还用了拉丁文。
闵福德：拉丁文是西方文明的根，直到18世纪都在欧洲通用。18世纪初期，一些耶稣会士把《易经》译成拉丁文。我在译文中使用拉丁文有两个原因：一、拉丁文给人一种很古老的感觉，看到拉丁文马上会联想到过去，想到一些不可知的东西。
二、现在大部分读者不懂拉丁文，所以我故意用它。得知我要翻译《易经》后，我的导师霍克斯(注：英国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他和闵福德合译的《红楼梦》英文版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曾对我说：“约翰，别忘记，没有谁真正明白《易经》的含义。”每个人都会“构建”自己的《易经》，我用拉丁文也是在提醒大家，我们也不知道这本书真正的意思。好像是你步入一所旧式教堂，听到神父在念叨一段拉丁文，没几个人能明白它。我希望给读者类似的感觉。你没有必要理解它们——旁边都有英文释义。我尽量少用拉丁文，但是我的妻子认为还是有点多。
腾讯文化：你的妻子是你的第一读者？
闵福德：她是我最好的读者、最亲密的朋友、最棒的编辑，总是给我很多的建议。她读了两三遍我翻译的《易经》。不幸的是，她今年年初去世了。
腾讯文化：希望你从《易经》中获得一些安慰。
闵福德：妻子去世后，我收到很多中国朋友的信息，请我“节哀顺变”。我研究了12年《易经》，完全懂得“顺变”的含义－－你不得不适应这种变化，没有其他选择。
从迷信、质疑到接受
腾讯文化：荣格发现，《易经》和西方的占星术都具有“相反相成”（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特征，他因此认为《易经》同西方古代的学问是共通的。你怎么看待《易经》和西方占星术的异同？
闵福德：共性是，人们都试图通过它们去寻求一种意义。但是它们又非常不同：六十四卦并非天上的星星，而是人造的图案。
腾讯文化：近年来，西方占星学在中国流行，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闵福德：一种可能是，中国目前处于一个非常物质的社会阶段，消费主义越来越蔓延，一些人自然而然地抵制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想去寻找更多的意义。另一种可能是，星座运势来自西方，看上去非常时尚。
腾讯文化：你说《易经》改变了你的生活，为什么？
闵福德：我第一次接触《易经》，读的是卫礼贤的译本。那时我是个年轻的“嬉皮士”，很迷信也很虔诚，把它当成占卜的书，毫不质疑。我的一些朋友很蠢，甚至向《易经》请教早饭该吃什么。
当决定翻译《易经》时，我就开始质疑这本书——当你决定做一件事情时，你要搞明白做这件事情的价值。它有价值么？真能够和我对话？能起作用么？我边翻译边检验。随着翻译的进展，我越来越向《易经》妥协，越来越接受它，这个过程花了好几年。我发现《易经》在和我对话，我成了《易经》和读者之间的“通道”和媒介。每当有人向我请教《易经》，我都会精疲力尽，像是我把我的嗓音借给了“Spirit”。
我越来越相信《易经》能起作用，尽管我也无法解释原因。这样的变化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重新思考自己，思考自己的生活。
本文转自：腾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