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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令其大张旗鼓的变法，后来变法失利，政府开始改制。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期间，元丰二年，苏轼被贬谪，不料突然遭遇诬陷入狱，史称“乌台诗案”。那么，“乌台诗案” 到底是因何而起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来这种谢表送到朝廷，也不会有太多人留意，偏偏苏轼文名满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就连苏轼的谢表也格外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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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由于“新进”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
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发泄对新法的不满，于是苏轼就被扣上了诽谤朝廷的罪名。实际上，天下不满新法的人大有人在，苏轼这一句牢骚也不是太大的罪名，但对新进者却不然。
为了置苏轼于死地，新进们开始有预谋的整治苏轼，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苏轼罗织罪名。这就是乌台诗案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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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宋神宗赵顼少有变革之志。然而，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阻碍重重，使得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
所谓杀一儆百，苏轼刚好做了出头的椽子，立在了风口浪尖上。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北宋中期新旧两党明争暗斗，苏轼观点是站在旧党一方，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属“敌对”状态，所以苏轼遭到政治打击也是迟早的事情。
再加上，苏轼本人乃一代大文豪，豪放不羁，行文间常见讥讽与尖锐的言辞，很容易被人抓到把柄，乘机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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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轼未被判重罪，与正直人士的仗义相救紧密相关。宰相吴充上书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如果没有他们的及时相救，这样一位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也只能俺没在政治斗争的黑暗漩涡里，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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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御史台的死囚牢里被关押了四个月零十二天，司马光、苏辙等三十人也受到株连，苏轼的文章诗词被大量毁掉，“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乌台诗案后，苏轼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到黄州的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地方的生活，令苏轼文如泉涌，写下了无数的好文章留给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