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熙宁元年，也就是公元1068年，在宋神宗支持下，王安石开始对北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进行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由于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以大地主为主的朝中大臣的根本利益，因此得到了这些人的激烈抵制和反对。变法失利后，又从事改制。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为此，他依照旧例，给皇帝写了《湖州谢上表》，意思大概是说作为人臣，实在无政绩可言，但是皇恩浩荡，还是继续任用着我。也许是文人意气使然，在后面，苏轼夹了几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因为客观环境限制，古人写文章的时候，在遣词造句上总是十分小心谨慎，力求既能表辞达意，又要说明本意。加上文人每天的主业就是摆弄这些文字，本来对文字就比较敏感，何况苏东坡是大文人，写词、作文原本就十分讲究，每个字、每句话有的放矢；那时的读者对此也已经习以为常，因此本能地想要在字里行间搜寻出表面文字背后掩藏着的深刻涵义。
当时还有一些深刻的社会背景，也使苏轼这两句话引起了某些御史（御史，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检委委员）们的高度关注。
王安石变法时，变法派和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保守派认为变法派无事“生事”；“新进”则是指王安石引荐的个别品质低下的新人。
于是，“新进”、“生事”这些原本很稀松平常的字眼，这时却几乎成了保守派对变法派攻击的专有名词。
这年六月，一个监察御史摘引“新进”、“生事”等词语，以“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提请整个御史台弹劾苏轼。
当然，如果仅凭《湖州谢上表》里的一两句话，就认为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或许有点牵强附会。可恰在这时，苏东坡的一本《元丰续填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也适时出版了，这给御史台那些新进急需表现的新人提供了一个绝佳良机。他们经过四个月的钻研，终于找出了苏轼许多首诗作里许多“犯忌讳”的词句，上奏朝廷，称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
苏轼在湖州任上得到消息以后慌做一团，整个太守官衙上下人等乱成一片；家人听说此事后，直接把苏轼与朋友的来往书信、手稿全部烧毁了；据说，苏轼当时还打算自杀，被属下通判劝住。
就在这时，皇上派来的钦差到了。钦差是以皇上的一份普通文书传唤苏轼进京的。文书是普通文书，内容也波澜不惊。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什么。从古自今，许多惊涛骇浪就是以最高统治者的一纸普通文书，或者是以很平和的语言召唤开始的。而现实总是让你猝不及防，结尾也定然会让你刻骨铭心、心有余悸。苏轼尽管算不上一个政治家，但毕竟出身官宦，又在官场浸淫多年，他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
果然，苏轼一进京，就立刻被逮捕了。从当年八月到十月，御史台审了苏轼将近三个月，也在苏轼许多词作里找到了大量对他不利的证据，苏轼也写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承认他对新政不满。御史台由此认定他诽谤新政事实成立，证据确凿，罪名清楚。
如果按照御史台的意见，那苏轼将必死无疑。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们也可以想得到：抄家灭门，诗词书稿全部焚毁，苏洵、苏轼、苏辙“三苏”或许只在历史上有过些许痕迹，就像有些游人在某地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一样，但他们的锦绣文章绝对不可能流传下来------特别是苏轼这位旷世奇才所写的那些妙趣横生的绝世文字，我们后世恐怕再也看不到了！
（后文还有，明天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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