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体现的批判精神、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见解等，迄今仍有现实价值。《论衡》共85篇，因《招致》一篇有录无文，实际上只有84篇，是东汉会稽上虞（在今浙江绍兴）人王充（公元27—97年），用30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哲学经典著作。
关于这部书的名字，王充认为他的著作“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又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关于这部书的写作宗旨，用王充自己的话说就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憎恶虚假荒诞的言论。
然而，历史上关于这部书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从汉到唐大都认为其是一代伟著，宋朝学者认为其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书，明清学者对其褒贬不一：一部分学者沿宋人成见，骂其非圣无法；另一部分学者取其辩博，极力表彰此书。现当代学者对其大多持肯定态度，章太炎说“王充《论衡》可称为卓异的著述”，梁启超称“王充《论衡》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
了解作者的身世背景
王充与王符、仲长统并称为“汉世三杰”，其中王充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对后二家的影响也是明显的，然而范晔的《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时，对后二家分别给予四千到六千字的长篇记述，而对王充只有二百多字的简短介绍，对《论衡》更是没有只言片语的转录。究其原因，是由于王充在书中立有《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讥讽俗儒，向孔孟发难，向经典挑战。所以读者在阅读前需先了解王充身世经历和《论衡》成书背景。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祖上“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后家道中落，沦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到祖父王汎时为躲避怨仇，举家迁到钱唐（今浙江杭州），到父亲王诵时又因与当地土豪结怨徙往上虞，到王充时则更加衰败，已经是“细族孤门”了。王充自幼勤奋好学，曾经到京城洛阳求学，师从班彪。先后作过功曹之类的小吏，因谏争得罪权豪，被迫去职还家，转以教授生徒和著书为业。晚年生活更为惨淡：“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
王充家世的任侠传统、寒门家族的出身、仕途的失意和生活的困顿，自然而然地造就了他愤世嫉俗的性格和对世俗不屈的反抗精神。他自己也说写作《论衡》“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并在编定目次时把《逢遇》作为开宗明义第一篇，把去世前的绝笔《自纪》篇定为最后一篇。
王充所处的时代，是儒学思想神学化、宗教化的时期。王充的思想批判活动和政治活动，主要是在明帝、章帝两朝，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正统哲学是以天人感应论为基础的儒家思想和谶纬神学，王充的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在和这种思想对立和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方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政策实施以来，在没有其他学术与之抗衡后，儒家思想逐步衰微和僵化。到了西汉末年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了没有活力的章句之学。王充六岁开始识字，八岁学习儒家经典，后游学于洛阳，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逐步形成对儒学的独特见解，这必定会与儒学僵化的现实产生冲突，因此他撰写《论衡》是为了阐释自己对儒学思想的认识。
另一方面，西汉末年儒家谶纬之学大行于世，光武帝刘秀曾以符瑞图谶起兵，即位后又“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于是成为用人施政的治国思想。汉章帝时，召群儒会集白虎观讨论经义，由班固撰成《白虎通德论》一书，进一步强化了官方的儒学思想统治。王充师承的班彪等人，着重于对儒家经典的背诵和解释，与谶纬之学格格不入，这对于《论衡》中表现出的批判主义精神具有深刻影响。
把握作者的思想渊源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清代学者章学诚也因王充非难儒学，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质疑，“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所以读者在阅读《论衡》时要把握好王充的思想渊源，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影响。王充一生勤奋好学，“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所以他能够在《论衡》中对先秦各家各派的思想旁征博引、批判吸收，并涉及农医、算术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
二是汉代进步思想家的影响。王充对批判今文经学弊端的杨雄、刘歆、桓谭评价很高，而受反对谶纬神学的桓谭影响最为直接。他推崇桓谭《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王充“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的形神论述，明显是吸收了桓谭“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古同燃）烛矣”的比喻。二者在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无神论思想上，以及方法论上是承继关系。
三是汉代科技发展的影响。在哲学上，王充对当时自然科学成就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表现出我国唯物主义哲学初步克服直观性，并和科学紧密结合的色彩。如在医学上，王充人死无知不为鬼的无神论思想，“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正是在汉代医学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清楚作者的写作风格
《论衡》主旨明显，谈古论今，议论驰骋，语言通俗，行文流畅，大量使用选择问句、反复问句和设问句，经常采用类比方式，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揭示深刻的道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读者在阅读时要清楚作者的写作风格。
汉朝是经学时代，治经者注重师法，崇尚复古模拟，为文追求艰深古奥。对此，王充在《论衡》中突破儒家经学思想，提出一系列观点加以纠正。
一是经世致用。他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又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二是言简意赅。他说：“言奸辞简，指趋妙远”，又说：“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还说：“情见于辞，意验于言”。
三是文质相称。他说：“外内表里，自相副称”，又说：“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
四是不务深奥。他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又说：“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
掌握内容的分类特点
《论衡》共计20余万言，内容涉及天文、物理、艺术等方面。由于篇目较多，读者为了节省阅读时间，就需要掌握该书内容的分类特点。
根据《论衡》各篇主旨及作者的思想体系，可分为以下六类：
一是性命论，有《逢遇》《累害》等14篇。二是驳天人感应论，有《奇怪》《书虚》等18篇。三是明鬼神禁忌论，有《论死》《死伪》等16篇。四是天人关系论，有《寒温》《谴告》等21篇。五是程量才知论，有《答佞》《程材》等8篇。六是正说自辩论，有《实知》《知实》等8篇。
注意版本注释的选择
《论衡》最初由蔡邕、王朗二人传世，见于著录较晚，《隋书·经籍志·杂家》云：“《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杂家》云：“《论衡》，三十卷。”二者相差一卷，当是从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纪》篇单为一卷的结果。此后见于著录多为三十卷，大体成为定型。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进士杨文昌用当时的通行本和馆藏本对校，改正一万多字，作序刊印，号称完善，为目前所知的最早刻本。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会稽太守洪适据杨刻本复加校正，重新刻印。这两种宋本目前仅存残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珍贵刻本有两种，但均未流行于世：一种是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最早刊印的全本；另有《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俗称“元小字本”，是明初坊间宋文瓒据宋乾道三年本刻印的。流行较广的是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吴郡苏献可刻印的“通津草堂”本，后来版本多据此本刻印。
近现代以来，关于《论衡》的注释主要有以下5个版本：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论衡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刘盼遂的《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黄晖的《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的《论衡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马宗霍的《论衡校读笺识》，中华书局2010年版。这5个版本仅供学者进行研究使用，并需要读者有相当的文言文功底。
初学者可阅读袁华忠、方家常的《论衡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以“通津草堂”本为底本，横排简体排写，每篇前面有短小精悍的题解，便于读者了解本篇主旨；原文下面分段注释和翻译，注释简明扼要博采众长，并对疑难字注上汉语拼音，译文忠实原文、通达流畅、文字优雅，读者既可提高阅读速度，还可提高古汉语水平。（董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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