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年间，由于司马光等人对变法的阻扰，王安石不得不提拔支持变法的官员到重要岗位上来。很快，这些获得不次拔擢的变法派官员，成了保守派的眼中钉、肉中刺，保守派官员或捏造罪名、恶意中伤、或抓住其在推行新法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极尽诋毁、攻击之能事。
历史上，变法派官员李定遭人诟病最多。
李定饱受后人非议既因他不服母丧，也与他在元丰年间负责苏轼乌台诗案有关。保守派官员喜欢鸡蛋里挑骨头，以道德标准来评判变法派官员，李定不服母丧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然而，事实远非外间传播的那样。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李定的母亲“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即佛印也。后为李问（李定父亲）妾，生定，又出嫁郜氏，生蔡妈，工传神，是仇氏已三适人，其死时与李家恩断义绝，亦不为过。”
陆游祖父陆佃是王安石学生，因此他的这个记载当属史实。依照礼法，被丈夫休了的女子死后，子女不能参加丧礼，所谓“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孔子的儿子孔鲤因为在生母死后哭了几声，孔夫子便责怪他过分，因为孔鲤母亲被夫子休了。李定不服母丧事出有因，完全符合礼制，服不服丧，是他个人的事情，旁人无权干涉。
可悲的是他生不逢时，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因为与他同一时代的一个官员弃官千里寻母的故事，成功入围了《二十四孝》一书，成了年度感动大宋人民的明星官员。
这个官员就是朱寿昌！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人（今江苏天长）。
据史料记载：宋朱寿昌，年七岁，生母刘氏为嫡母所妒，出嫁。母子不相见者五十年。神宗朝，弃官入秦，与家人诀，誓不见母不复还。后行次同州，得之，时母年七十余矣。
直至今日，儒家文化宣传的伦理道德仍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准则。如果完全扬弃，只怕不能。
《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做人，不但不能对不起生你养你的父母亲，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要懂得“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
与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感人事迹相比，李定所作所为自然是黯然失色了。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情虽是个人行为，但恰逢发生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于是他不由自己的被卷入了政争。
永兴钱明逸将朱寿昌寻母的事情上奏朝廷，要求表彰他的孝行。此事迅速震动朝野，司马光、苏轼等反对派官员为他的孝行感动，纷纷撰文、作诗表彰宣扬他的孝行。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让同是扬州人的李定如坐针毡。
李定不服母丧与朱寿昌弃官寻母的行为不啻霄壤之别，此时正是变法派与保守派斗的如火如荼之时，保守派如何会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良机？
很快，保守派上疏建议神宗皇帝将朱寿昌授职为京官。王安石推行变法需要李定这样的坚定分子支持，如果同意授以朱寿昌京官的话，不但令李定情何以堪，而且会给变法事业带来不利影响。王安石坚决反对授朱寿昌京官，神宗皇帝骑虎难下。最后还是朱寿昌息事宁人，主动上表请授河中通判之职。此地距离同州地方较近，方便照顾自己的几个同母异父弟妹，也方便他们尽孝。
事情最终得以平息，朝野士大夫结集《送朱寿昌诗》三卷以表彰他的孝道，苏轼主动为之作叙（苏轼祖父名序，故苏轼作序时不叫‘序’，而是改作叙）。
李定名虽曰“定”，但在读了苏轼的序言后表现不能“淡定”。
什么叫打脸？这就是赤裸裸地打脸啊！
从此，李定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发誓有朝一日报复。王安石退出政坛后，神宗任命李定为御史中丞兼判司农寺。御史中丞是高检检察长，而司农寺又是实施变法的主要机关。神宗把李定提拔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正是希望他感君王知遇之恩，推行新法、打击反新法势力。
李定上任月余，正打算“新官上任三把火”在任上作出成绩时候，苏轼撞到了枪口之上。
从前反动派的攻击与非议全部是冲着王安石去的，王安石淡开政坛，神宗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此一时、彼一时，反对变法官员立即变得沉默。就当朝堂上“万马齐喑”之时，苏轼仍然一如既往的对新法冷嘲热讽。
因为苏轼文名远播，所以他的影响力极大。苏轼的举止，在神宗眼中看来不是简单的“不识相”，而是对他君权的一种挑衅！
神宗决定枪打出头鸟，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将苏轼的这种嚣张气焰压下去，这样做可以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见神宗皇帝决心收拾不识相的苏轼，李定大喜，在最短时间内提出了三点建议：“乞选官参洽，及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
神宗见李定如此知情识趣，先是对苏轼做出了有罪推定，指定案件由他主要负责。神宗皇帝知道李定苏轼交恶的原因，选择派李定来负责这个案件，自然是相信他不会做出有利苏轼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