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不开心在于文学与社会的距离，在于梦境与现实的差别，在于俗物终究无法了解而且还要耻笑游鱼的快乐。他一直在寻求一种两全的方式，在生命得以维持的前提下，去实现一种人生的价值。冯友兰先生说庄子解决了先秦各派所面临的固有的问题：全生避害。他是从一种更高的价值观来静观他所俯视的固佑在圆圈中的争斗。

所以，星期五君认为庄子是在两个世界游弋的鱼，他在此岸和彼岸寻找着文人永恒的价值困惑，到底答案在哪里，或许就在那恣意汪洋的《庄子》一书里。

一、《逍遥游》中谈逍遥：内心无碍，方可逍遥

逍遥一词，历来为很多人争执，所以庄子依然在圈子之外望着里面的人，看着一些为一个逍遥为何意而丢失了真正庄周的人们。

不过，注解者由于各自的立场和阅读视野，性情为人志不同，对逍遥理解的层面和方向也不同，看百家注解，唯一的乐趣是以超然的态度，面对学术的论争，要注意的不是到底谁对谁错，而是各家是如何思维的。

晋代是庄老之学风行，注解庄子也是百花齐放。郭象是著名的一个。关于《逍遥游》本义，他是这样说的：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

我认为郭象在说一种“两得”，大鹏鸟有大鹏鸟的生活习性，它需要“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才能高飞，假如大鹏鸟不高飞，它就失去了自我的价值。而蜩与学鸠只需要学起而飞，即可以完成一次实现自我的飞翔。大鹏鸟和学鸠各有天性，二者各得其所，各有逍遥，是为“两得”。“两得”也是一种两者自由的关系，彼此不牵累，但是又互相联系，也就是任游无碍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与他者共同构建的，在郭象看来，庄子是要建立一种自由的群体，大家都有所得，各自逍遥而不牵累。他认为道无所不在，道是自本自根。庄子所要提倡的是什么，是自我的自由，是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的潇洒。不过从这里可以推逆出郭象如此注解的用意，他维护现行的秩序，他渴望着彼此的不牵累，各自获得各自的自由，这或许也是他的人生理想。

支遁是一位魏晋时代的僧人，在《世说新语》里，有关于支遁对《逍遥游》注解的评价：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可见支遁作为一名僧，他对庄子当然也有自己的独特体验，他认为《逍遥游》是如此：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於体外；鷃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於心内。他此时把大鹏鸟和鷃雀当做个体来分析，他认为大鹏鸟和小鷃雀都没有达到逍遥，一个事为外物所累，一个是累在于内心。逍遥就是要无心，不为物所累，不受外物和内心的牵绊。这个观点和王先谦对《逍遥游》的注解有类似之处，他说：言逍遥乎内外，任天而游无穷也。又说，无所待而游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的细要（《庄子集解》）。

在南怀瑾解读庄子的普及国学教育的丛书中（《南怀瑾讲述庄子南华》），看到南怀瑾对于大鹏鸟看法，他说“去以六月息者也”这一句是说，大鹏鸟要高飞就要去蓄积力量，正所谓潜龙勿用。所以首先要有远大的志向，修养自身，使自我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这才可以高飞九万里，而不在意那些世俗的非议。逍遥呢，他用佛教的解脱解说，他说要正真达到逍遥，就要从世俗中解脱自身，经历过磨练，考验才可以达到内心的宁静，从而忘却外物达到内心的逍遥。

在《庄子与中国美学》一书中，看到顾桐柏对逍遥游的解释：

逍者，销也；遥者，远也。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以斯而游，故曰逍遥。这样的解释也是见解独到，非胸中有丘壑之人，绝对不会画上一幅境界绝佳的山水！

这几种解释，我们暂不去论是非，因为物各有理，作为读者，在对书籍强行给与的同时，要做的是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迫的接受。一位读者愿意接受哪一种注解是和他的修养境界，社会立场，以及他的价值观有关的，他把庄子理解到哪个层面就可以反映出他正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因此，庄子的价值不仅在他的思想，还有那部经典给后人留下的思索空间。因此文本就这样在每一个时代活着，带着时代烙印的它不会为时代所累，因为无论哪一个时代的人们，都有庄子的知音！

我又一次认真的阅读《逍遥游》，关于“逍遥”我是一直倾向于内心无碍，方可逍遥的说法。可以说庄子固执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任性的坚持着自我，他的天人合一与顺应自然在我看来，就是本真的坚信自己的灵魂的声音。我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只有深信自己灵魂的人，才会坚持自己。庄子的顺应，不是顺应外界社会，而是内心。

所以，做一个本真的人，一个与灵魂相依的人，才会得到真正的逍遥。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用心灵去创造，才可以使文字的世界更加深邃、深情！

二、《庄子》的文艺观，是先秦文论中的奇葩

中国先秦文论是一种和音乐、舞蹈、文学、历史以及哲学互相交融的学问，从他们的文论中几乎可以窥见出各个著述者们的人生态度，政治立场。它和西方文论有所不同，西方文论及其美学和哲学并肩而行，与政治的关系没有过密的联系。中国古代文论大多数是总结上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西方一般是理论带来文学的变革。

在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文艺的社会底使命有两方面。其一是那时代和社会的诚实的反应，另一方面是对于未来的预言的使命。我想，中国文论大多倾向于前者而西方文论是侧重后者。

在宇文所安的书中可以窥见一个异域文化的学者对于中外区别的认识，他说柏拉图关注的是具体的现象的短暂性，变化性，和偶然性，与前者构成对照的是理念的永恒性，不变性，自在性。而孔子的视点则是指向一个与此不同但与此又相关的问题，他不关注外表与那个不变者是否相符，他关注的是内在的东西确实影响了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必然联系。从他这种观察和对比中，从他的语言表达和思维的方式，也可以发现，西方对于中国文论的研究是在西方惯常思维的道路中看待中国文论的，我想一个中国文论家绝对不会用一种这样的逻辑表述去理解孔子。

有的时候差异可以带来对比和思索，但是却不能丢失自己的立场，王文生在《中国美学史》中谈到，我们无需寻求中国美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无需寻求美学话语于别的文化系统。而需要集中力量去发掘本土的思想价值。我认为这就是坚定的立场原则。对待我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面前的一种最基本的态度。

中国道家的文论思想对于中国历代文人是影响深远的，如“收视反听”，“神与物游，贵在虚静”“不设理路，不落言荃”等文论主张。不过这也是西方人最难以恰当理解的一种思想。

我阅读过一本西方人眼中的庄子，西方人喜欢把道理讲明白，而《庄子》的精华在于感悟，“言无言，未尝不言”，《庄子》一本书都在用寓言，象征等去启迪一种顿悟的产生。要去解释庄子，只能用玄妙的语言类比才可以略见一斑。

叶维廉的《中国诗学》一直是笔者的挚爱。他说，道家推出忘我及对自我驾驭自然这种知性的批判，在中国诗歌中开出了一种“不调停”的调停的观物观感应形态。其结果是使一首纯山水诗更少的受到知性的干扰，而接近自然的美学理想。

庄子的“心斋”“坐忘”“吾丧我”，他希望达到虚己以待物，任万物自然呈现的观物方式去体验世界。这种文艺观是一种“隐喻”式的若即若离。一种用感觉和悟性在自然、文学、内心之间游离的认真又不欲求的态度。这种态度，成为一种根植于中国文人灵魂的思想，是先秦文论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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