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荀子》一书中，“法”出现的频率颇高，后世之人亦多有将荀子之法等同于商鞅、韩非等战国法家之法，于是便有将荀子纳入法家的阵营。用这种简单的认识来谈荀子之法是有失偏颇的。在荀子这里，隆礼是他最根本的思想，法是从礼而生。“简言之，荀子的礼法关系是礼主法辅、礼法并用，他第一次把礼法统一在一起。”《荀子·礼治》：“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将礼看做是人最为要紧的东西。《荀子·修身》：“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要“克己复礼”以治天下。对个人而言是：“取人之道，参之以礼。”（《荀子·君道》），对国家而言是：“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荀子·王霸》）。不仅如此，荀子用礼规范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强调礼的外在规范性，《荀子·王霸》：“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荀子以隆礼著称，虽然荀子也提倡法治，但法更多的是用来维护礼的实现。《荀子·礼治》：“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
荀子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君臣有道，上下有序的礼制社会，所以需要用礼来规范社会各阶层的人的活动，这是符合儒家的思想的。然而，在荀子的时代，已是 “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行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荀子·正名》），比起孔子时的“礼崩乐坏”，社会已更加混乱。荀子要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复古西周礼制，是谈何容易！荀子疾浊世之政，他没有像孔孟那样，只将礼制停留在口头宣传上。荀子要实现他的礼，便引进了法家的思想，用法来惩治非礼的行为，这比起用仁义之心维持礼制在浊世更为见效。在这点上，荀子的法就与战国法家的法截然不同。荀子是借用法作为一种工具，以达到维护他的礼的目的，而不是法家那种用法来为君王服务。《荀子·王霸》：“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荀子认为法并不能替代礼，法的应用有其范围，《荀子·富国》：“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以法数制之。”商鞅在秦国上到王子下到庶民普遍推行法，荀子比起商鞅来，在法的适用范围上要小很多。我们也不能认为荀子的法是只针对下层庶民的，好像是有阶级立场，其实不然。西周以来所定之礼也并非在所有人中实行，其实仅限于上层贵族，庶民百姓并不知礼，礼是用来维护等级秩序的，庶民百姓并无等级可言。荀子用法治庶民是一种非常实际的需要，而对士以上阶层用礼治之，这也是荀子复古西周之礼的情愫所在。即便如此，荀子认为法治也不是非常理想之举，只是一种便宜之策，正如陈登元先生所言：“重礼者，儒家固有之见解，而重法者，荀子随环境而变化之一种结果。”《荀子·君子》：“乱世则不然：刑罚怒罪，爵赏逾德，以族论罪，以世举贤。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虽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论罪也。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善，此以世举贤也。”明显提出法治的弊病所在。这也说明荀子的法在理念上与商鞅、韩非等秦晋法家的法有所不同。
荀子想用礼同化法，但在荀子看来，他所处的社会已经是浑浊不堪，《荀子·富国》：“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荀子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再想用仁义之心以化之，恐怕是不太可能了。既然世人皆如此暴虐，那便以暴制暴，用法来治乱，达到治的状态，再以礼导之。这点并不像荀子以前的儒家那样，虽胸怀天下，满腔抱负，面对现实却显得无能为力，缺乏创新，只固守旧辞，对社会新问题不能有积极策略。这也就是荀子所批判的陋儒，《荀子·劝学》：“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荀子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儒家的弊病所在，所以面对社会问题，理论上必须有所创新，要解决实际问题，手段上必须有所改变，于是荀子便引法入礼，用法来达到维护礼的目的。诚如李玉洁先生所言：“治理天下国家必以礼，礼是治国治民之本，而法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法是维护礼的，是维护等级制度的。”
荀子之所以引法入礼，与他在稷下讲学，受稷下学派法家思想影响也有很大关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数万言而卒。”荀子正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一套治世理论。荀子之前的稷下齐法家，都是礼、法融合的提倡者，《管子·任法》：“礼出于法。”，《管子·枢言》：“法出于礼”，《管子·权修》的先礼后法和《管子·正世》的先法后礼，这些矛盾都说明了齐稷下学者对礼与法的不同认识，荀子正是在这些基础上，认识了礼与法何为本源，并最终寓法于礼，以礼统法，并将礼做为法的终极标准和权衡原则。这是荀子对儒家的改造，正如李桂民先生所言：“总之，在儒家内部，荀子第一次对法作了理论上的系统阐发，其法思想容纳了礼法、政令和刑法，荀子学说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在于把礼义和法义连接起来，并把礼义作为刑法制定的终极依据，从而架通了礼法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