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的文献,内容共分为三十六门,涵盖比较广,包括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记载,价值早已被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历史、思想史、文学史的学者们所承认。《世说新语》所记载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人物的品鉴,另一个是玄谈清议,此书也有对当时的“贵族社会”生活繁荣的记载,后人对于此书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关于《世说新语》,我们疑问重重,《世说新语》的编纂者究竟有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下,编纂此书真正作者的立场是怎样的?有关于《世说新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世说新语》的编纂者
我们现在讨论《世说新语》的作者,都会想到刘义庆,但是近代文学家鲁迅在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根据《宋书》所载刘义庆其人,才词不多,鲁迅认为《世说新语》应是刘义庆幕内文人所作。
《宋书》:“爱好文义,文词虽不多”那刘义庆手下的文人都有谁呢?
《宋书》:“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这里记载了刘义庆手下的几个代表性文人,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但是没有直接说明这几人参与了《世说新语》的编纂或者其他的人参与了《世说新语》的编纂,因此我们要从书中寻找答案。
谢灵运的在公元433年,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反叛”之心,表现出了他对晋朝的“忠心”,《世说新语 言语》中记载了谢灵运的事例。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答日:“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言语篇中收录是“言语应对可称者”,这是种褒义,而谢灵运于公元433年表达了自己的“反叛”之心,刘义庆可是刘宋的“皇亲贵胄”,不可能对反叛自己王朝的人有好感,还去收录他的事例。而且《世说新语》的编纂难以放在公元432年以前,因此刘义庆并非主要编纂者,甚至都有可能没看全书,所以言语篇中才有了谢灵运的正面案例影响。
既然有谢灵运这种人物事例的存在,那么和谢灵运关系不错的何长瑜是这上述四人中极有可能编写此段记载的人物。
《宋书》: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其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何长瑜是有记载的刘义庆幕下文人中最有可能编纂谢灵运事例的人物,但是并没有直接证据指出《世说新语》的编篡者到底是哪些人,何名何姓?但是我们能确定一点,参与《世说新语》编纂的作者中,一定有人是对刘宋政权有所批判的,《世说新语》这部书中,就弥漫着批判刘宋政权的色彩。
《世说新语》编纂者们的立场
刘宋政权的基础是军事政权,在《世说新语》中,对宋人的描写,可让我们对作者的态度略知一二。
张敷为宋台秘书郎,自彭城请假还东,于时相国府有一参军督护亦请假,武帝遣传令语敷云:“可载之。”答日:“臣性不杂。”遂不载。这里的《世说新语》原文记载是武帝,实际上这件事发生在文帝时期。但是有可能此段是作者故意写错。因为当时文帝在世,这种反对当时皇帝的事如果记录在案,也许会有麻烦,但变成武帝就不一样了。从此处和谢灵运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世说新语》的编纂者,或者编纂者中某一有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内心是批判刘宋政权的。
对于刘义庆的考察和世说新语的定性评价
《世说新语》在《隋书 经籍志》中被列为小说,而且在《隋书 经籍志》和《世说新语》并列为小说的书还有如《笑林广记》等记载笑话的书,和《鲁史欹器图》等工学之书。《隋书 经籍志》对于小说的定义是“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意思就是道听途说,不足为信。在《隋书 经籍志》中,对于《世说新语》的评价是比较低的。
隋后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于《世说新语》的评价也是比较低的,他把《世说新语》和《笑林广记》等几个笑话集直接放在一起谈。
《史通》:“又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又把《世说新语》称为“街谈巷议”,刘知几很瞧不起《世说新语》,对《世说新语》的评价有失偏颇,在《四库提要》中,刘知几就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未为通论”。
虽然《世说新语》的真正编纂者不是刘义庆,但是这部书肯定是和刘义庆脱离不了干系的,可以说是在他的授意之下或者是主持倡导之下,刘义庆为什么要主持了这部书籍呢?
刘义庆被誉为刘宋政权的“宗室之表”,在《宋书》
刘义庆的本传中有这样一句话:
《宋书》:“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为什么会说世路艰难?
刘义庆生活年代的执政皇帝是宋文帝,宋文帝颇为猜忌,而且爱杀大臣和宗室之亲。他自己都承认自己“猜忌褊急,魏武之累”、“于左右为少恩”。这不是说说这么简单。这可能就是刘义庆的“世路艰难”。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刘义庆十分谨慎小心。
《宋书》:“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宋书》:“性谦虚,始至及去镇迎送物并不受”谨慎小心求平安,《世说新语》如果真是他全写的,是不会出现什么批判色彩的。他招募文学之士,写清谈之书,在涉及近代多是清谈讨论,不涉及当时的刘宋政治,也是他的主要意愿。
《世说新语》其书中一些关于历史记载的错误,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否认其价值的理由,更不是把它真的当成一部小说的理由,更多时候,这是一部研究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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